公元前320年，魏国国都大梁迎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长者。他50多岁，带着几名弟子，满怀着一腔热情，要拜见声称“厚币卑礼”招贤纳士的魏国国君梁惠王（也称魏惠王）。他相信，凭自己的雄辩之才，一定会说服梁惠王采纳“仁政”之说的。应该说，自魏国于公元前364年迁国都于大梁之后，这位长者的大梁之行是一次重大事件。

　　然而，他想错了。在大梁的一年多里，他与梁惠王、梁襄王多次交谈，没有任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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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位长者双脚踏过的这片土地只留下了两条小巷和诸如“五十步笑百步”、“顾左右而言他”一类的成语。“千里而来，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百世之下，莫不兴起，况于亲炙之者乎。”后人的对联记录的就是这件事。或许，这位长者也认为大梁之行是一次重要的游说活动，在他和弟子著的书中，开宗第一章便记录了他和梁惠王的谈话。

　　这位长者就是被封建统治者奉为仅次于“至圣”孔子的“亚圣”孟子，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说的正统继承者。

　　孟子，名轲，字子舆，出生在邹国（今山东邹县）。孟子的生卒时间古今多有推断，其中较为可信的是他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这与《孟子》全书的人物和事迹基本符合。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3岁丧父，家境贫困，全赖其母教养。孟母“三迁其居”、“断机教子”，使孟子从小就立志学儒习礼，“设俎豆，让进退”。他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孟子生活的时代，是古代中国史上一个天旋地转的大时代，诸侯争霸，战火纷飞，兴亡成败转瞬间；百家争鸣，流派繁杂，名士辈出，思想之花恣肆而绚烂。有人评价，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的哲学黄金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时空里，孟子怀着实行“仁政”治国的政治抱负，游说诸侯，历经邹、任、齐、鲁、宋、滕、梁（魏）等国。

　　据史料记载，孟轲不像孔子那样深沉庄重，而是自傲自负，锋芒毕露，好辩且善辩，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这些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出来，感情色彩强烈，嬉笑怒骂绝不吞吞吐吐，富有气势，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

　　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各国君主为了扩大统治范围，醉心于彼此兼并。魏是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经常出兵打邻国，后两次被齐兵打败，国势渐弱。《孟子》第一篇提到的梁惠王在战国前期“赫赫有名”。他之所以有“名气”，在于他在位期间打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一连串大败仗，硬是将其祖父魏文侯、父亲魏武侯辛辛苦苦创下的那份霸业给葬送了。轻民、好战而不知自量的梁惠王，深为邻国的人民不来归附他而苦恼，便于公元前335年以重金招纳天下贤士，以求富国强兵。这便是这位先贤与我们这座城市结缘的原因。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看似阴差阳错而又具有合理性。

　　“施仁政，行王道”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中心内容。孟子主张通过他的设想使民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是一种黎民不饥不寒、老者安享晚年之乐的小康景象。重民思想，是孟子“仁政”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从历史经验中得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结论。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句话，不但成为宋代大文豪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源头，而且被温家宝总理在发表施政演说时所引用。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更是把人民放在了第一紧要的位置。他这种民本主义的思想，在当时是很进步的。同时，他对当时某些统治者虐民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判，甚至斥责为“率兽而食人”，对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表示否定，“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张“万物皆备于我”。其思想对宋、明时期的理学家有重要影响。

　　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的记载来看，孟子在大梁的日子并不好过。他的那些学说，在“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的各国君主的眼里，自然是“迂远而阔于事情”，不合时宜。想想看，以攻城掠地为要务的他们，又岂是一个书生凭三寸不烂之舌所能说服的？很自然，对其“行仁政，王天下”的政治主张，“（齐）宣王不能用”，“梁惠王不果其言”，其他各国也不肯采纳。“轲游齐魏，其说不通……退而著述，称吾道穷。”孟子游说至65岁，其政治理想仍无法实现，只好像孔子晚年一样，退居老家从事教学与著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孟子的一生，除20多年游历各国外，主要从事教育工作。

　　虽然梁惠王没有采纳孟子的建议，但开封人民一直记着这位曾在开封留下足迹的名人。宋代，为纪念孟子，人们在城内西南隅修建了孟子游梁祠。这是孟子游学过的列国国都唯一的纪念建筑。或许，人们修建孟子游梁祠与当时的程朱理学兴盛和孟子的政治地位提高有关。明初，巡抚方大美认为“风俗之表，倡在士人；士人之兴，起在教化”，在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重修游梁祠，并创办了一所书院，以求用儒家学说来正人心、淳风俗。据史料记载，这座游梁祠大门题额“游梁祠”，二门题额“仁义门”，后为大殿六楹，中祀孟子，左右侍立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殿北为讲堂六楹，题额“性善”。东西各建斋舍18间，规模宏大，盛极一时。清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知府朱之瑶将游梁祠移建在新府学明伦堂之后，名游梁书院。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巡抚阎兴邦将游梁书院改为名抚祠，又在开封府文庙北、贡院之东、守道街之西（今北道门街）重新修建了游梁祠和书院。这里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游梁祠旧址，就是今天的北道门街路北、市二中西侧。文献记载这次重建的游梁祠“重门甬道，堂庑巍然”，正殿上还有康熙皇帝御书“昌明仁义”匾额，庄严肃穆，巍峨壮观。就是在这一年，清政府从邹县孟子后裔中选拔其64代孙为游梁祠奉祀官，由政府拨给祭田，世袭其职。这在全国也是唯一。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水淹开封城之后，游梁祠及书院渐废。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巡抚钱鼎于祠东邻重建书院。1903年秋，祥符士绅郑思贺等于开封创办知新中学堂。这是河南省第一所私立中学。1914年，该学堂因经费不足而停办。自此之后，游梁祠与书院无人料理，日趋颓废。

　　记者是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上午去追寻这位先贤的足迹的。这是很小的街巷。街以祠名，称游梁祠街。据说，1929年称游梁祠街和游梁祠前街。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游梁祠东街和游梁祠西街。

　　在游梁祠社区同志的帮助下，我们见到了住在游梁祠东街2号的孟子第74代孙孟繁忠先生。孟繁忠先生今年53岁，是开封火车站的退休职工，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一落座，他便向我们谈起了他们家族的历史，包括孔孟家族的一些知识。他说，这一支居游梁祠好多代了，按照老规矩，这里均由长子住在这里。如今，他们兄弟5人，仅有他居住在这里。他的祖父孟宪古在世的时候，曾在游梁祠内设馆（私塾）课徒。台湾近年出版的《孟子家世》内有开封游梁祠这一孟氏后裔的记载。

　　在我们的要求下，孟繁忠领我们去看游梁祠的旧址，就是游梁祠东街、西街之间的市钢窗总厂所在地。走进这个不大的工厂里，在这个有些破旧的院落靠近大门的西侧，在葡萄藤、爬山虎等绿色植物的下面，记者发现了原祠内仅存的两方石碑，一方为康熙二十八年阎兴邦《重修游梁祠书院碑》，另一方为嘉庆年间之碑，碑上面的字迹剥蚀，记者拨开青藤看了好大一会儿，也未能看出一些东西来。尽管有碑楼加以保护，尽管有“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4月1日公布）的牌子，这里依旧给人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孟繁忠说，原来的游梁祠面积有100多亩。他在空地上给我们指出了过去的迎壁、八角殿、上殿（即大殿）的位置。在游梁祠东街孟繁忠先生的家里，记者见到的游梁祠的方位图和孟繁忠的父亲孟庆成写的一些材料验证了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破四旧”时，祠堂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只剩下了上殿，后来该厂盖楼把上殿也扒了。1999年，曾有日本友人来寻访游梁祠。

　　另据孟繁忠先生讲，原游梁祠的东面是孟母祠，大殿是挑角出厦，明柱，有泥胎等神龛，均为明清时的建筑风貌。在游梁祠东街的一面墙壁上，有一块孟母庙留下的青砖。在去孟繁忠先生家的路上，他特意指给记者看。

　　告别孟繁忠先生时已近中午。走在这条小巷里，记者感觉仍有一些关于孟子的传说在流传。记者又看到了那块青色方砖，漫漶的面容，让人一见有心惊之感。那是一种简洁到了几乎失去线条的表达，它的残破隐隐传达出一种大智慧，散发着历史的气息。有些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这是真理。特别是那些浸在我们这座城市骨子里的文化气息，它们就如同那青色方砖，构筑了我们城市令人骄傲的文化基座。

　　有一位先贤曾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本报记者 任崇熹

　　孟子游梁祠碑。本报通讯员杨明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