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6月15日电（记者魏武）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和公众对公共需求的不断增长，中国各级政府如何向公众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有关专家认为，在中国，公共服务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加强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为中国发展公共服务事业提供理论指导，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副主任祁述裕认为，总体来讲，中国的公共服务理论研究还
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还没有解决，公共服务研究的领域还比较窄，覆盖面和深入性都有待提高。
“公共服务涉及许多领域，每一个领域的特点都不相同。如何将公共服务的普遍理论与具体领域相结合，提供不同的行之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前公共服务理论亟待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当前相对滞后的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现状与中国刚刚开始引进公共服务理论有极大关系。“与其他学科一样，公共理论研究也在经历无法逾越的初期发展阶段。”此间分析家认为，虽然中国过去在公共服务方面投入也很多，但由于当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统包统管的公共服务方式带来了很多弊端。
“中国的社会发展之所以落后于经济发展，核心原因在于公共服务不到位。例如，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在就业、社会保障、环保、科教文卫体各项公共服务事业上的投入要低很多，并且投入不平衡，城市多，东部多，西部少，农村少。”
与国际上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国家相比，中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还较为薄弱。据世界银行统计，1994－1997年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约为5.4％，欧盟国家这一比重为5.3％，而中国同期比重只有2.3％。1990－1998年，高收入国家的公共卫生保健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为6％，欧盟国家为6.7％，而中国同期比重只有2％。“没有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会面临巨大的障碍。而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服务体系，必须理论研究先行，”祁述裕说。
他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公共服务理论都必须深深植根于所在国的文化传统。在将公共服务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现状结合起来研究方面，中国的公共服务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
“以欧洲为例，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模式。”祁述裕说，“文化传统和公众认同应该是中国公共服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中国的公共服务理论研究应当从案例出发，将公共服务研究与现实结合起来，而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空对空的理论探讨层面。
业界认为，中国公共服务理论基本上还是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中国的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与西方国家差异很大，我们应当把西方的理论中国化，使其在中国的土壤中开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之花。”祁述裕认为，公共服务是一个与现实结合非常紧密的学科，公共服务理论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执政规律的研究。“使我们高兴的是，中国公共服务理论研究正在从边缘学科转变为一种显学，这表明公共服务在中国正在受到空前的重视。”
目前，无论政府还是理论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中国各级政府要在继续转变经济调节与市场监管职能的基础上，把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放在更加优先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