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俞 评
以中石油总经理马富才、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市市长刚占标等人的相继“挂冠”为发端，前一阵子引咎辞职在中国政坛掀起的旋风，预示着这一官员问责制行将具化为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党政官员正在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我们终于看到，七品芝麻官的名言“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有了“实践者”。
但是，笔者也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只要出了大灾大难大祸大案之类的大事儿，原因还未查明，性质还未搞清，结论还未出来，公众舆论便一哄而上，不由分说地把矛头指向这个长那个官——毫不掩饰地表露出对官员们引咎辞职的浓厚兴趣和急切期待。引咎辞职仿佛正在被解读为：凡是出了大事，就得有官员承担责任辞职走人；凡是不出大事，就不必动“铁交椅”，继续当你的“太平官”便是。这种以是否“出大事”作为判断标准的新两个“凡是”，是对引咎辞职的误读，也不是实事求是看问题的方式，倒有“客观归责”之嫌。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引咎辞职给出的条件是：“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不宜再担任现职。”《规定》还详列了九种应该引咎辞职的情形。因此，一个地方或部门出了“大事”，官员是否该自请摘去乌纱，关键得看他对公共安全能不能、有没有承担起应当承担的职责。从事后公布的调查结论看，发生在重庆、密云、吉林的三起重特大安全事故都是可防可控的，但作为第一责任人的马、张、刚三人却怠于职守、疏于防范，以致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严重损失，引咎辞职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不应就此了事，要像查处阜阳劣质奶粉那样一查到底，如果他们中有人触犯了党纪国法，就不是“回家卖红薯”那么简单了，还须追究其纪律、法律责任。而对于偶发的、难以预测预控的意外事故或治安案件，即便够上“重大”，只要有关官员事发后尽职抢救、全力侦破，则不应“见事便责、见官便轰”，甚至以一种阴暗的仇官心态看待一切。那样，对人既不宽容，又不公平，搞不好舆论这把“双刃剑”还会误伤了好官、清官，演变成引咎辞职扩大化。
说到这里，笔者倒以为真有必要对引咎辞职的“咎”作一番新的解读。所谓“咎”，《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解释是“过失、罪过”。按照现代政治理念，为官者的过失标准应当高于普通公务人员，权责应该是对等的，因此能够使其引以辞职之“咎”，不应仅仅限于工作上的严重失误、失职，还应及于官德的失范。依笔者之见，在引咎辞职的制度安排上，更应注重对官德的考量，即官员是否具备与其官职相称的道德操守。事实上，那些引咎辞职的官员之所以漠视人权、失职渎职，根本原因就出在他们缺乏为官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礼记·大学》上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也提出为政者要弘扬“九德”，天下方能“垂拱而治”。可见，官德的好坏殊非小事，而是事关江山社稷的大事。在国外，一些官员被迫辞职，不是因为出了什么惊天大事，而是由于看似小事的丑闻被揭。日本内阁“大管家”、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因被查出3年未交养老保险金，在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宣布引咎辞职(新华社5月7日电)。几年前北欧某国女教育部长辞职的原因更绝，仅仅因为她出国多报销了差旅费。这些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辞职事由，老外却看得很重，因为这样的丑闻损害了政府在国民中的公信力。反观我们的少数官员，少女为避让市长车队不慎失足落水，市长居然视而不见；公安局副局长只为被看不得拖案不办的农妇骂了一句，就把人家给拘留了7天；还有包“二奶”、卖“官帽”、瞒报疫情、数字造假、强制拆迁与民争利……拿着人民的俸禄却干着这些扰民欺民、狗盗鸡鸣勾当的官员们，没见有谁因愧对人民而主动引咎辞职的，他们奉行的是这样一条官场潜规则：只要大事不出、上面不查，这些“小节问题”算不得什么。
如此看来，要使党政官员真正受到监督和约束，人命关天的大事要查究，有失公信的“小节”亦须问责，让官德缺失、官声狼藉者再也无法安享其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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