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最新《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了湖南去年对公职人员拖欠公款开展的一次专项清理，结果共查出超过6万人拖欠公款，限期收回了4亿元。其实，比公职人员拖欠公款更严重的是党政干部对各金融机构的“赖账”。湖南省有关负责人去年在该省金融安全区创建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曾透露，党政干部仅拖欠农村信用社的借款就高达20.7亿多，欠款时间最长的达20年，涉及的部门有党政机关、财税、公检法司等。对此，上述报道也有详细的披露。
尽管官员赖账不是什么新生之事，但像湖南这样大面积地拖欠金融机构借款，还是让人有些吃惊。至于全国范围内这一“黑洞”到底有多大，没人估算过，但以湖南类推，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与企业或个人赖账不同，官员赖账，说穿了，是仗势赖账，是用公权来牟私利，因此，它损害的就不仅仅是债权方，更有政府的公信力。对此，赖账者自己多半是心知肚明的。但他还敢赖账，除了手中有权外，也说明我们的监管制度有问题。官员赖账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在于监督不力。一方面，现有的针对官员赖账的规定局限在各地、各部门的内部规范上，局限在党纪政纪上，缺乏财政、财务上的相关法律条规的配合和支持。另一方面，赖账又与贪污公款、挪用公款有着很大区别。贪污与挪用在现行刑法上是有专项罪名的，但想彻查赖账却很棘手，党纪政纪的约束力不够刚性，操作起来有相当难度。
所以，尽管不少地方三令五申不准拖欠，但总是出现前清后欠，不少欠款都成了死账。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赖账之风。
官员赖账的背后实际上是折射了法律和信誉的欠缺。法律和信誉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块基石。对于市场经济来说，两者缺一不可，互为补充：一方面，如果没有信誉，法律是无能为力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完善的法律，人们建立信誉的积极性就可能大大降低。当前的问题是，尽管法律作为维护信誉的底线作用不可低估，但在信誉的建立过程中，法律常常是缺位的。因此，我们需要有一套切实可靠的法律制度保障，让失信者付出更高的成本，而这正是政府部门要解决的公共问题。
由此来看，解决官员公权赖账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是事前防范，立规矩，禁止党政官员利用权力借款或为借款作担保。据悉，湖南官员赖账的大部分贷款，都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因为那时监管没有现在这样严格，一些党政干部就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为亲友下海经商、办企业、建房或买房、炒股等向银行、信用社借贷或担保。而办企业、做生意、炒股亏了，他们也就无力偿还了。但如果事先制定规则的话，今天可能也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二是事后惩罚，做到“闯红灯者受罚”。官员们并非不要信誉，只是因为失信能为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当官员们意识到自己从失信中得到的收益不及受到的处罚时，他们就要考虑这样做值不值。所以，为达到惩罚的效果，可以采取停职停薪，甚至开除出公务员队伍等严厉的清欠措施。
惩治官员赖账，不能靠运动式清理的方式，而要用重典。运动式清查很容易流于形式，从而也就很难起到相应效果。但在许多情况下，严格的法律制裁则可使人们更讲信誉。所以，对于目前各地正在展开的清欠行动，应该将其制度化、法治化，而不仅仅是临时救急之需。要做到这一步其实并不难，我们需要的只是决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