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蔚
北京市政协提交议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议设立“禁讨区”或“限讨区”，再次把敏感的“禁讨”话题摆上了桌面。
有关乞讨之害的议论，或对乞丐存在原因的追究，以往已经有过太多，北京市政协
的调查，也没有举出更多的实证，或提出更新的结论。于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设立“禁讨区”或“限讨区”的建议，也基本上与过去已经有过的各种建议相似。而略有不同，也值得高兴的是，在政协议案中明确列出了围绕限制乞讨行为而存在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议案中将这两种观点归纳为“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与“依法保障人权、关怀社会弱势群体”之别，虽然不甚准确，但终究注意而且正视了社会上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观点。而且政协议案所提议的具体措施中，也注意到在保证“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尽量兼顾“依法保障人权、关怀社会弱势群体”。
与社会舆论中“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相比，试图兼顾各方观点的政协议案，不免有“妥协”色彩。但恰恰是这种妥协和兼顾，正是公共决策必须的过程和必然的结果，也正是这次政协议案从酝酿到提交过程中的可喜之处。
社会现实永远纷纭复杂，各方利益纠葛冲突。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认识和争论，既是观点之争，也是利益博弈。在有关“禁讨”争论中出现的“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社会秩序”与“依法保障人权、关怀社会弱势群体”之争，就是相当典型的例证。而舆论尽可以“截然相反”，一旦落实为行政决策或立法创制，却必须也必然表现为妥协和兼顾，否则任何一方的“大获全胜”，都必然意味着对另一群体利益的侵害和剥夺。至于在何处妥协又如何兼顾，则是决定该项决策和立法是否善治良法的关键，也是考验政府智慧和社会公正的关键。
实际上，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深受乞丐泛滥之扰，也曾一度将“禁讨”的内容写入“轨道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但终于在最后一刻没有出现在提交的审议稿中，表现出北京市政府部门对待这一问题的慎重态度。这次北京市政协的议案也没有对设立“禁讨区”、“限讨区”提出具体建议，既体现出政协参政议政能力的成熟，也为政府下一步的慎重决策预留了空间。相较于某些地方政府将“车站、码头、机场、四星级以上宾馆周边、繁华街道及风景旅游区、重要公共和涉外活动场所、交通要道、窗口地段等”统统规定为“禁讨”区，北京市的慎重态度就格外值得肯定和继续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