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昭奎

　　如果说“日本人民穿上军装就变成了日本鬼子”，那么，也有无数事实证明“日本鬼子脱下军装又变成了日本人民”

　　可以说，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今已是“遍体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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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中日关系？要不要发展中日关系？如何与日本相处？

　　对日政策要着眼于日本人民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并非是盲目的，而是以频繁进行的“支持率调查”作为依据的，是因为日本人对他的参拜行动的支持率较高才去参拜的。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支持小泉参拜？这个原因很复杂。

　　我们国内有些人因为小泉参拜得到日本国民的支持，就认为日本国民也在否定历史，在跟中国作对，为此，一些人不赞成“应该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方针，他们说:“什么‘日本人民’！穿上军装就是日本鬼子。”

　　如果说“日本人民穿上军装就变成了日本鬼子”，那么，也有无数事实证明“日本鬼子脱下军装又变成了日本人民”。所以，关键在于是谁让日本人民穿上军装？我们反对的正是“让日本人民穿上军装”的、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当今我们反对的则是日本的右翼，对日本人民我们还是要区别对待，要争取团结他们，我们的对日政策应该是把消极因素变成积极因素而不是把积极因素变成消极因素。

　　要准备同一个右倾化的日本打交道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迁，日本的政治和外交更加右倾化和保守化。

　　日本的右倾化，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同一个右的日本、一个保守化的日本、一个要做所谓“普通国家”的日本打交道，这可能使中国的对日外交增加难度。然而，中日关系是我们同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我们同理想中的“日本”，同我们心目中所期待的那个“日本”的关系。决定我们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同日本关系的，主要不是日本怎么转、朝哪儿转的问题，而是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乃至亚洲与世界的和平发展的利益。

　　当今中日关系正面临一系列严峻的考验：在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过程中，两国能否在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共识之下避免中日间出现大的、持久的摩擦？在中国统一台湾的过程中日本扮演何种角色？在中日“能源生命线”越来越重合的情况下，两国在能源来源与通道方面能否做到以合作为重，避免陷入恶性竞争甚至冲突？在世界各国日益重视开发海洋、维护海疆、伸张海权的情况下，中日两国能否避免因为岛屿主权争端而陷入低强度、甚至中强度或高强度的海上冲突？中日两国是否有意愿对各自国内出现的日益升温的相互厌恶与憎恨的情绪化倾向进行正确的引导并避免出现两国狭隘的情绪化倾向相互刺激的恶性循环？中日两国在顺应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潮流、推动东亚乃至亚洲地区合作的过程中能否开展相互协调与合作，避免相互争夺与排斥？

　　在上述问题当中，只要在一两个问题上出现矛盾激化的状况，就可能牵连到其他问题也出现紧张状况，进而可能导致整个中日关系偏离“和则两利”、偏离“时代潮流”、偏离“历史和解”的方向。

　　可以预见，随着中日两国逐渐适应对方的变化，采取理性的对策，两国终将能够冷静地权衡战略利弊，促使两国关系走向相对协调与稳定。

　　要注意争取日本国内的中间力量

　　日本不是铁板一块。现在日本国内存在4股政治潮流：

　　其一是“亲美国际派”，在外交上主张紧跟美国，主张“日美安保条约至上”，现在这一派占主流，小泉内阁就在沿袭这种主张；

　　其二是“亚洲国际派”，主张开展独立自主的日本外交，既重视对美关系，也重视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关系，主张在美中日之间建立一种相对平衡的三角关系，其代表人物是自民党政治家加藤弘一等人；

　　其三是“理性民族派”，在国内政治上倾向于民族主义，强调日本的国家理念与国家战略，但在国际关系上能理性对待，认为日本必须与亚洲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与正在崛起的中国搞好关系，共同构筑东亚共同体，其代表人物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其四是“极端民族派”，其民族主义色彩比理性民族派更加浓厚、更带感情色彩，在对外关系上既有一定的反美情绪，更有强烈的反华情绪和言行，主张构筑以日本为中心、排除中国的东亚经济圈，以对抗中国的崛起，其代表人物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对日外交应注意争取日本国内的中间力量。为此，在中日关系上我们应该通过外交上的互动来改善两国关系，减少一部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反感，防止日本国内极右翼利用中日关系的恶化来煽动日本国民中间的反华情绪，使两国关系陷入恶性循环。

　　如何发挥“互动”作用呢？首先，承认中方对日政策也应该有可改进之处;其次，对日本在中日关系上的积极与消极作为，都应实事求是地进行报道，有理有节地应对；再者，还需要改进国内有关日本的宣传，帮助国内民众实事求是地认识日本的国情，疏导各种过激的言论，防止偏激言论主导对日政策，等等。

　　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双管齐下”方针

　　处理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中日间各种问题应该服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局和方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伤害大大超过了其他西方国家，而且日本的右翼还在不断地翻历史的案，这是对日本的历史问题的特殊性所在。

　　但是，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我们也须注意不要因为在历史问题上搞僵，而影响甚至中止两国在其他重大、紧迫问题上的对话。如果中日因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弄僵了，形成两国“谁也不理谁”的状态，就可能耽误中日间其他问题的解决，而其中很多问题是耽误不起拖延不得的。韩国与日本之间也存在历史问题，但是韩国并没有因为历史问题而延误两国在其他重大问题上的首脑对话。

　　作为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历史问题显然不可能在两国相互隔绝的状态下获得解决。如果没有两国关系的发展，解决两国间的问题也就失去了依托。而且，中日因为历史问题而“赌气不理”甚至“相互隔绝”，正是日本右翼所求之不得的，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阻止日本人民通过与中国人民的交流来了解历史事实的真相，才能达到永远否定、美化、隐瞒侵略战争历史的目的。

　　我们在历史问题上也须注意做思想工作是一种很细致的事情，要避免因为方法不当而损害两国人民间的感情。如果我们在历史问题上“打击一大片”，把一般日本人推到日本右翼一边，对右翼来说恰恰是“正中下怀”。

　　重视、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

　　中日两国有着各自的生产要素优势。当今中日关系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是经济贸易这一块。

　　然而，当前中日政治关系的冷淡与摩擦正在导致两国国内针对对方的情绪化倾向日益强烈，而当狭隘的情绪化倾向膨胀到一定程度，激化到一个“临界点”，难免出现“行动化”倾向。

　　日本企业界认为，目前中日双方的“政治冷”实际上已影响到日本企业在华正常经营，不但在政府层面的沟通存在严重障碍，两国在民间层面或者说是两国经济界的沟通也有问题。日本经济界是“推进日中友好与合作的主要力量，如果让日本公司承担应由日本政府承担的责任，就会让积极主张日中友好的日本企业界人士伤心”。

　　既然中日经济关系发展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巨大利益，又可为经济全球化做出重要贡献，那么，只要两国政府都以谋求两国人民的利益作为政策出发点，都对促进经济全球化潮流和世界经济发展具备应有的责任感，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把珍重、维护、促进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改变目前这种“政冷经热”的不正常的关系现状作为重要的外交课题。

　　中日经贸关系推动以地方交流为中心

　　1994年2月,当时的朱基副总理在访日期间曾说:“从两国合作的潜力来说，390亿美元(1993年中日贸易额)这个数字太少了，发展到3900亿美元还差不多。”认为中日经贸关系“还将可能再增长很多倍”这样的看法是有充分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中日两国经济的“强互补性”和巨大的合作潜力。

　　中日经贸关系主要表现为企业之间的关系，而企业大多立足于地方，因此，也可以说中日经贸关系主要表现为地方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中日尽管在中央层次出现了首脑互访中断，高层往来减少的冷淡现象，但是在地方层次上的“高层往来”仍相当活跃。

　　目前中日双方结好的友好城市或省有220对，两国地方之间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上的交流都十分活跃，特别是中国提出振兴东北的方针以后，东北各省、市的地方领导纷纷前往日本开展招商活动，其他省市的官员与日本经济界的交流也有所增加，不少省市领导与日本经济界人士、政府高官乃至日本首相进行了会见。

　　在今后两三年，进一步扩大地方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将成为推进中日经济合作的重要课题。

　　不要把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

　　冷战后，日本加强了同美国的结盟，其主要理由就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日本是一个狭窄岛国，很多日本学者认为在现代军事技术的条件下，日本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日本“不可能自己保卫自己”。

　　2000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声称，“中国的中程导弹可将日本纳入射程之内。”有的美国军事专家分析说，中日在军事能力上的不对称，如果中日再次开战，“一天之内就可以打完第二次甲午战争”，其结果很可能不是中国的失败，而是日本国的灭亡。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中日全面决战的场合，中日军事态势是不对称的，即中国有能力毁灭没有战略纵深的日本，而日本没有能力毁灭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的中国。日本同中国全面决战，还得靠美国的核保护伞，小泉就曾一再声称，在当今世界上能够保护日本的只有美国。而如果是日美联合对付中国，那么这个不对称性就倒过来了，处于弱势的是中国。

　　此外，在非全面决战的场合，比如在发生低中强度甚至高强度海上冲突的场合，优势也在日本方面。

　　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威胁论”就是“中国报复论”。如果日本形成一种“中国强大以后必然对日本进行报复”的战略担忧，必然会同美国越靠越紧。日本的鹰派政权就是利用中国必将报复日本来煽动日本国民支持他们的“联美制华”和“军事大国化”政策。

　　然而，当今中国宣称自己要“和平崛起”，不对他国构成威胁，显然也应该包括日本，我们对日本的方针显然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争取“和则两利”，避免“斗则俱伤”。我们在要求日本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同时，应该向日本发出明确的信号，这就是我们不会在行动上算历史旧账，准备同日本再打一仗来出这口恶气。这样，才能避免将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的怀抱，避免日本铁下一条心做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卒子。

　　坚持“多边高于双边”

　　所谓“多边或地区高于双边”，就是说双边的问题要服从多边或地区合作的大局，一方面不把双边的分歧带入多边或地区合作的对话中，另一方面加强通过对话来解决各种双边分歧的努力。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尽管十分冷淡，但是中日在诸如有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10+3”合作对话中，仍然进行了合作，正是在行动上实践了“多边或地区高于双边”的外交方针。

　　与此同时，推进多边或地区合作，使中日有了一个共同追求的目标和事业，为发展两国关系构筑了一个超越两国关系的平台，可望成为改善中日政治关系的一个有效的“切入口”。

　　加强综合国力是解决摩擦的根本途径

　　历史上的中日关系总是“一强一弱”的关系。大致可以说，在1868年明治维新是中国强日本弱的关系;从明治维新以后到二战结束，是日本强中国弱的关系。二战后，随着日本成为“经济大国”，随着新中国诞生、特别是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发展，中日关系结束了“一强一弱”的历史，开始走向所谓“强强型”关系。

　　由于双方没有一方是“弱者”，因此在一些重大分歧上容易出现谁也不能向对方“示弱”的僵持状态。与此同时，双方都存在更重视发展与“最强者”的关系而轻视发展相互关系的政策偏好，这一点在日本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日本是一个非常势利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上一贯崇拜强者，蔑视弱者，一贯采取“与强者为伍”的外交战略。当今中日关系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还不够强大，日本还不服气中国。2004年3月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发表报告称，世界各国的综合国力的排名依次为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中国、韩国，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中国位居第八。

　　但随着中国的实力明显超过日本，“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亨廷顿语)。归根到底，我们要使日本的右翼放老实一些的最根本办法就是，尽快地增强我们的国力，使之显著超过日本。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妙用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受人欺负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当今中国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去报复、去征服过去的敌人，我们的“硬实力”的作用除了用于加强国防、在必要时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之外，主要就在于“吓退任何企图再想欺负我们的力量”。

　　就日本而言，我们的“硬实力”的作用就在于“吓退”那些在二战结束半个世纪以上的今天，依然耀武扬威、趾高气扬、鼓吹“日中再战”的日本那些人数虽少能量却不算小的右翼好战势力；我们的“软实力”的作用则在于争取、团结、交好广大的日本国民，推动两国平等互利的合作。

　　在中日之间，“硬实力”的对抗势将导致俱损、俱伤甚至俱亡；而“软实力”的竞争则可能导致俱得、俱赢乃至俱荣。近年来我们对国外做“增信释疑”的工作，努力消除所谓“中国威胁论”，正是增强和运用“软实力”的一个表现。(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