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沙伊赫·利比是美国在“9·11”事件后发起的反恐战争中所获得的第一个重大“战利品”。利比是“基地”组织的重要头目，负责“基地”组织的训练营，他在阿富汗被美军俘虏。利比的被俘很快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如何审讯俘虏的争论。

　　CIA始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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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讯俘虏是联邦调查局（FBI）的传统“领地”，2001年11月11日利比被俘时，情况依然如此。多年来，FBI的“本·拉丹小组”一直以“只给胡萝卜不加大棒”的策略对待他们的审讯对象，即许诺一些好处来换取俘虏的合作。

　　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得知，一个审讯对象甚至利用这种政策为自己的孩子换取了一次心脏移植手术的机会。

　　一名原FBI“本·拉丹小组”成员告诉《新闻周刊》记者说，利比刚刚被捕时得到了与其他俘虏同样的待遇，FBI探员向他宣读他的权利，“他基本上与我们合作”。但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美国正在展开一场针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基地”组织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要敌人。布什总统发出了一系列秘密指示，授权中央情报局（CIA）建立审讯设施，并使用新的、更加严厉的审讯手段，撬开被俘恐怖嫌疑人的嘴巴。而据FBI的人说，在这种情况下，CIA开始了与FBI的“激烈争斗”。

　　在美国政府内部的这场争斗中，利比的被捕是争论的起点。此后，另一“基地”组织头目阿布·祖拜达被捕，并拒绝与美方合作，促使CIA考虑使用更加残酷的刑讯手段。而2002年另一“基地”头目穆罕默德·卡塔尼被送往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内，他的到来改变了那里的审讯方式。

　　FBI靠边站

　　利比的被捕是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刑讯手段争论的转折点。到底该由谁审讯利比，FBI和CIA互不相让。FBI把问题捅到了局长罗伯特·米勒那里，而CIA在阿富汗的负责人也找到了该局负责反恐问题负责人、持鹰派观点的科弗·布莱克。布莱克打电话给CIA局长乔治·特尼特，后者直接去了白宫。

　　结果是利比被交给了CIA。

　　一位前FBI官员回忆说：“他们用电线封住他（利比）的嘴，把他捆绑着送到开罗（接受更可怕的刑讯）。”在机场，一名CIA官员凑到利比耳边，威胁要对利比的母亲实施性侵犯。“所以，我们输了那场（与利比的）较量。”这位前FBI官员说。

　　事实上，一直以执法部门自居的FBI发现自己越来越被边缘化。FBI与CIA之间关于审讯权的争斗在2002年延伸到了关押阿富汗俘虏的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

　　随着越来越多“高价值”的俘虏被押送到关塔那摩，FBI和美国军方的审讯人员发现，与CIA等情报部门的人相比，他们“纯洁”得就像是“孩子”，只有“好奇地将鼻子贴在玻璃上观看”的份儿。

　　“执法部门负责审讯已经有很长历史。情报部门则没有。冷战时期，情报部门负责从叛逃过来的人那里问出情报来，但就是这么多。所以，情报部门一旦得到审讯权，就开始寻找有效的审讯方法，由于缺乏经验，他们着实摸索了一阵子。”一位曾参与过审讯的官员说得比较委婉。

　　司法部备忘录

　　不久前，CIA局长乔治·特尼特宣布辞职，虽然他公开说是出于个人原因，但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丑闻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辞职，特尼特多少有些为此承担责任的意思。

　　其实，CIA使用更加严酷的手法审讯俘虏之前也采取了自我保护的措施。CIA高级官员说，在使用某些审讯手段之前，CIA需要保证能够从律师和更高级官员处得到清楚的、文字形式的授权。《华盛顿邮报》上周公布的一份司法部备忘录就是一例。

　　这份日期为2002年8月、由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起草的备忘录是一系列相关备忘录中的一份。这份备忘录记录了司法部应CIA的要求，为使用严刑寻找法律依据。

　　《新闻周刊》了解到，当时，CIA审讯被俘的“基地”组织头目阿布·祖拜达，而后者拒绝与之合作，CIA于是打算给祖拜达来点狠的，因此委托司法部寻找对恐怖嫌疑人实施酷刑的法律依据。总统法律顾问阿尔韦托·冈萨雷斯、司法部法律总顾问威廉·海恩斯、副总统切尼的法律顾问戴维·阿丁顿为此开会，讨论了具体的审问手段。会后，白宫司法部律师约翰·柳起草了这份备忘录。

　　在这次白宫会议上，3位法律顾问认为可以接受的刑讯手段中包括“水板”：在被审讯者脸上盖一块湿布，并不断往湿布上滴水，这样受刑者会产生溺水的感觉。会议还同意从其他国家“引进”更为残酷的刑罚。

　　特种兵做参考

　　其实，就算是在情报部门内部，关于应该如何审讯俘虏的争论也从未停止过。CIA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感受到巨大压力，需要尽快从被捕的恐怖嫌疑人嘴里掏出有价值的情报；一方面，又必须顾及到严刑逼供可能带来的麻烦。

　　得到类似司法部备忘录等文件后，CIA开始尝试一些类似于“水板”的新刑讯手段。另一种刑罚叫“假活埋”，即吓唬被审讯者要活埋他。

　　2002年穆罕默德·卡塔尼被押送至关塔那摩时，有消息说美国将遭受更多袭击。美国政府急于从卡塔尼身上获得情报，但使用常规审讯手段，“我们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东西”。于是，CIA和军事情报部门开始使用新方法，而这些方法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生存、躲避、抵抗和逃生”训练课上需要挨过的折磨。其中包括殴打、饥饿、剥夺睡眠、感官刺激等，还有一种“水牢”刑罚，被关押者必须踮着脚尖站立才能不被水淹没。

　　军方表达不满

　　情报部门引进的这些审讯新方法越来越让军队感到不安，特别是负责管理关塔那摩基地的美国海军人员。他们找到了海军部总顾问阿尔韦托·何塞·莫拉，向他表达了关塔那摩基地海军官兵对审讯人员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不安。

　　对这一情况同样感到不安的莫拉2003年1月面见了国防部法律总顾问海恩斯，并表示国防部的做法超出了道德允许的范畴，军人们对此十分不快。海恩斯对此表示同意。2003年1月15日，根据五角大楼官员提供的记录，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命令暂停使用酷刑。海恩斯受拉氏委托建立了一个“审讯工作小组”。该小组于2003年3月6日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列出了允许使用的刑讯手段，这份备忘录的法律依据依然是约翰·柳的那份备忘录。

　　现在人们还不清楚，美国政府高层在反恐战争初期作出的这些决定是否是导致阿布格莱布监狱虐俘丑闻的根本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政府急于从俘虏口中获取情报，这种压力使得情报部门在榨取情报时变得越来越不择手段。

　　白宫官员说，布什总统曾于2002年初命令在审讯时不得虐待俘虏。“命令我们的人必须遵守法律”是布什自己的话。但遵守谁的法律呢？布什总统曾说，在这场战争中，旧的规则已不再适用。现在看来似乎并非如此。（新华社6月16日供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