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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付妈妈儿童村”的调查，让许多人的心隐隐作痛。的确如媒体所说，“付妈妈儿童村”关与不关，实在是个问题———不关，那意味着社会要继续容忍付妈妈这样的“慈善黑洞”；关了，儿童村的孩子将往何处去？
在今天，慈善事业就像“付妈妈儿童村”一样，走在一个十字路口。向左？对慈善机构严格控制，不允许个人开办福利院，全部由国家来投资、管理。这可以直接控制慈善机构的运作，但国家财力背不动这么大的包袱。向右？放开经营，让社会资金进入慈善事业，可眼下现存的法律体系又不足以支撑起它的健康运转。怎么办？放弃和停滞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论是从眼下的现实，还是比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全社会办慈善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慈善不是国家福利，是社会互助，这一概念决定了慈善事业“向右走”的理由。但是，“向右走”是要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经济基础的，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则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付妈妈”为什么能轻易获得人们的信任？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可以监督其信用度的制度。当改换一个身份，转入另一个行业时，她曾经的过去就被封存在档案袋里，人们无从知晓，更无法监督，直至记者们寻着蛛丝马迹一点点挖掘出来。
对信用制度观念的淡漠，使人们在冷冰冰的数据材料与个人的表白宣传之间，更容易相信后者。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诚信关系是不确定的。许多媒体在报道“付妈妈儿童村”时都提到，不少捐赠人将钱物交到“付妈妈”手里就了事，这使得后来有关机构对“付妈妈儿童村”的审计几乎难以展开，对“付妈妈儿童村”的社会监督更无从谈起。
信用制度的缺乏给慈善事业带来的最糟糕的一个后果，还不是对民间慈善机构的监控不力，而是人们对整个慈善事业发展的信心不足。民间慈善机构当然不会个个如“付妈妈儿童村”那样疑云重重，但我们听乞丐行骗的故事也不止一两回。听得多了之后，我们会不会见了慈善活动就绕道走呢？摘编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6月11日文/郝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