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西部大开发，谈论科学发展观，我们不得不面对这项国情：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差距还出现逐年扩大的趋势。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这是必然出现的吗？它会给国家发展带来什么影响？中央政府应当怎样解决这种差距？是否需要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大量投资和政策倾斜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特邀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徐林、北京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王缉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凯等权威专家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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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提出：地区差距扩大是发展隐忧

　　记者：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地区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控制将会怎样？

　　徐林：地区发展差距太大将导致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有较大的差距,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解决,必然会使部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出现心理失衡,造成一系列社会性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对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构成隐患。

　　在我国,由于主要的贫困人口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很多少数民族也集中居住在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差距扩大,对民族团结和边疆的稳定,也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国已经迈入人均GDP1000美元的台阶,各国经验表明,进入这一阶段后,能否实现比较平衡的发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是经济社会能否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因此,在现阶段提出统筹区域发展,对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王缉慈：由于地理、气候和自然条件等差异,在地域广阔的大国普遍存在着地区差距,在上个世纪20至60年代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也出现过区域差距扩大的时期。过去的“增长极”理论提出,通过前期的不均衡发展最终达到减少区域差异的目的,这一理论假设中心地区发展起来后会自动通过扩散带动边缘地区发展。但目前这一理论已经被否定,因为按照这一理论,扩散的过程是十分漫长的,而且边缘地区将长期处于被动等待和悲观的地位。

　　徐林：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并不完全是发展条件差距决定的,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如我国人口还不能完全自由地选择就业和居住地,还缺乏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制,财政转移支付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差距缩小的体制性障碍。

　　战略核心：必须科学兼顾两个“大局”

　　记者：目前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核心是什么？

　　徐林：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有两个大局。沿海地区发挥其优势优先发展起来,并率先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大局。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前提下,带动并帮助内陆地区发展起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这也是一个大局。

　　魏后凯：对中央政府来说,当前“统筹区域发展”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处理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和缩小国内地区间差距之间的关系。显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将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要缩小国内地区间的差距,就应该支持并帮助经济落后地区尽快发展经济。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区域统筹的难度是可以想像的,中国目前是否具备条件？

　　徐林：经过改革开放25年来的发展,我国沿海地区在国家优惠政策、自身发展条件和努力的基础上,已经实现了优先发展,并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为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奠定了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东部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规模和发展空间,也为进一步吸纳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创造了条件。

　　目前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上亿名富余农村劳动力在东部地区的各类企业就业,或在东部地区的各级城镇从事非农产业,这已经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力量和因素。我国财政收入的总规模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中央政府也具备了相当的资源,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途径,来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基础。

　　政府目标：“雪中送炭”创造公平

　　记者：市场经济讲求效率,进行区域统筹会不会牺牲高效以求得均衡？

　　王缉慈：某种程度上说,均衡和高效是一对矛盾。减少区域差异的愿望是很好的,但绝不是通过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实现的。以加拿大为例,从1960年第一个减少区域差距的政策出台,在20多年的时间里,加拿大政府不仅将“减少区域差距”的目标写入宪法,而且出台了多种政策,但到1996年止,加拿大的区域差距并未缩小。

　　魏后凯：在市场经济趋利原则的作用下,资金、劳动力、人才等生产要素将由经济增长缓慢的地区向增长迅速的地区、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转移集聚。这种要素的集聚过程将加大地区之间的不均衡,而单纯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来解决这种不均衡,将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区域政策主要是解决公平或者空间均衡问题,从多方面帮助落后地区以及失业率较高的地区发展经济。这种政策是对落后地区“雪中送炭”,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对发达地区“锦上添花”。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初次分配,讲究的是效率原则,而政府对资源的配置是再次分配,主要追求公平目标。

　　徐林：任何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央政府,都具有通过转移支付,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职责。一些拉美和亚洲国家因发展差距过大曾导致社会动荡和经济社会发展停滞,它们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我们一定要坚定统筹区域发展的决心。

　　避免误导：统筹不是简单的投资上项目

　　记者：强调区域统筹是不是意味着中央政府将要对欠发达地区进行大量投资和政策倾斜？

　　魏后凯：对政府来说,“统筹区域发展”应该更多地采取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手段,进行规划、引导、监管和调节,而不是去取代市场。

　　徐林：统筹区域发展不仅是缩小地区差距,不是简单地要求全国的经济总量在各个行政区之间平衡分布,而是要通过合理的机制,促使区域间的人口和经济均衡分布、合理布局,并与各地的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

　　王缉慈：从加拿大政府减少区域差距的努力和效果就可以看出,对欠发达地区来说,自上而下的依靠外力的政策措施对当地经济的发展并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反而容易造成落后地区“等、靠、要”的思想,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如果一个地区具有创业热情,没有资源也可以千方百计去找来,所以脱贫致富首先要从思想和观念上解决问题。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各地区都有可能打开区位经济的窗口,关键是那个地区企业家能力和创新环境的建立。

　　记者：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当前做好区域统筹将从何处入手？

　　徐林：关键是要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在体制上为缩小地区差距奠定基础。一是要打破地区行政分割体制,加快全国统一市场建设,逐步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破除行政区经济,走向区域经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区域经济关系。二是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引导和调控。中央已经明确了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落实中央的这一战略部署,要在过去三大地带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区域的主体功能和发展原则。并按区域主体功能制定和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分税制体制,加大对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和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记者：张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