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鄢烈山
6月16日《新华视点》发表的记者述评，称嘉禾“商贸城拆迁是一个执政失误的‘标本’”，是“背离科学发展观的一个反面教材”。从这个“反面教材”，除了不要背离科学的发展观，各级执政者还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从围绕嘉禾事件各媒体先后的报道，从新华社记者的这篇文章所呈现的事实，我认为在“商贸城项目上所体现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法上的失误”，主要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是权力观，即执政者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嘉禾县县委副书记童成功提到，“在嘉禾党政领导的心目中，只要自己没有搞权钱交易，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底气就应当很足，腰板就应当很硬’。”他们自我认定是代表大多数人长远利益的，所以就无所顾忌。在他们眼中，与一段经典语录教导的相反，自己才是真正的英雄，而群众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或者是自私短视的，一切要听凭自己当家做主。这种颠倒的主仆观、救世主心态是集体滥用行政权力的总根源。
第二是法治观。居民刘日丽说：“政府错就错在不讲法。”政府动辄使用国家机器的强力解决民事纠纷，正是以法“治”民而不是以法制权、依法行政的旧观念作祟的表现。
新华社这篇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制度问题，这也是本文认为应当着重反思的第三个方面。
报道说，在整个商贸城项目的立项、规划、拆迁过程中出现了严重违法违纪的行为，“但整个嘉禾县党政领导班子中几乎听不到一丝‘杂音’。”县里大大小小的会议总是“定性”的会议多，研究的会议少，往往是会议一开始就先将项目认定为“程序合法、手续到位、补偿合理”，剩下的就是要求下面“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坚持推进”。
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当初党政领导联席会议的场景，县委书记一呼百应。谁若敢对这种指鹿为马似的大言不惭提出异议，指出程序根本就不合法、强拆违规又违纪的真相，那无异于捋虎须找死。这种与一把手“保持一致”的政治态度，“听不到一丝‘杂音’”的会议场面，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过去个人崇拜兴盛时的种种倒行逆施。
嘉禾县的党政上层领导如此独断专行，中下层干部又如何呢？原城关镇党委书记、商贸城拆迁协调办副主任雷知先对记者说，作为决策的执行者，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竟合不合法，“连怀疑都不敢”。好一个“连怀疑都不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在无民主的环境里中下级干部的畏服心理。可是，这“连怀疑都不敢”与“从来就没有想过项目究竟合不合法”是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不需要多少社会学、心理学与逻辑学知识，我们作为常人就可以推断：是因为知道不少谁敢怀疑、谁发出“杂音”，谁就要倒霉的先例；而既然怀疑上司的决策、质疑上级的决策只能贾祸招灾，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雷知先们便渐渐地懒得怀疑，以免自寻烦恼“天人交战”，逐渐习惯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正是这样的上下“保持一致”，用“新华视点”的话说，正是在这种(对领导决策的)一片“叫好”声中，“商贸城拆迁就像一列全速行驶的火车，刹不住车”。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容不得干部发表反对的“杂音”，坑害了嘉禾县的党政主要领导，使他们丢了乌纱，同时也影响了嘉禾县的经济发展，坑害了当地的老百姓。
个人专权搞到“党政领导班子中几乎听不到一丝‘杂音’”，搞到中下级干部无胆质疑、懒得质疑，一片鸦雀无声，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发生重大灾变，难道不是早晚的事，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