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后来嘉鱼县将整套咸安经验照搬过去以后，同样建构了一套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６月１３日在武汉召开的“全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工作会”就曾经拟在嘉鱼召开现场会。

　　现实困境

　　很显然，现在监利的乡镇所面临的正是咸安、嘉鱼曾经有过的阵痛。而监利的处境同样是未来中国绝大部分县市都要经历的。

　　“乡镇财政的负债情况普遍很严重。”监利县汴河镇一位负责人说，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还债。汴河是个典型的农业乡镇，财政状况在全县算是中等。这位负责人去年初从另一个乡镇调来的时候，仅仅是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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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欠债就是２４５０万元。

　　“税费改革前有些农税收不上来，必须完成任务，才领得到工资啊，镇里的领导就四处借钱来交，结果现在人家一告就先告你，因为这个，我们有个副书记和副镇长都被弄进去关了几天。反正，我们每年的传票都有这么厚，”他的大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捏，估摸着说，“大约有３０来张吧。”

　　迫于无奈，汴河镇大幅压缩开支，加上政策降息和变卖镇政府的闲置资产这些措施，一年下来，汴河镇减掉了７００万债务。但负责人仍然在发愁：能卖的旧房子已经卖了，今年还能减多少？

　　全镇目前在岗的财政供养人员是１１０人。“以前镇里工作就三大样：催粮催款、搞计生、兴修水利，现在，大家都不会使劲生孩子了，堤坝水利都是机械施工也不用多少人了，还剩一个农业税，过几年就取消了，还要那么多人干什么？”

　　改革在即，监利县各个乡镇的气氛平静中蕴含着躁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镇长说，“党政一肩挑，也不知道谁挑谁，现在大家都很谨慎，不存在矛盾了，得罪人太多肯定会影响竞争上岗的时候的票数。”

　　而按照湖北省领导的说法，改革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同时也要谨慎稳妥，有情操作。

　　改革的成本难题

　　６月１０日在武汉召开的湖北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工作会上，改革成本的支付问题成为一个核心话题。

　　“改革的必要性大家都很清楚，关键是成本，要动那么多人，肯定要有成本，这个账我们付不付得起？”一位与会者担忧地算了一个账，“就按照现在１７号文件的标准简单算，一年补偿一个月，平均８００元，２０年就是１．６万元，再加上社保的追缴，也要１．５万元，加起来就是３万元一个人。”

　　“现在湖北的乡镇有５０多万干部，如果一半要买断，就要支付７５亿元的成本，湖北一年就３００多亿的财政收入，一下子承受得起吗？”

　　再宏大的蓝图也必须小心虑及被改革者的利益。事实上，从监利基层财政所的激烈反应中，不难发现，政府能支付的改革成本的大小是成败的关键。即便是在咸安，这个难题也还存在。在今年３月的一次会上，现任咸安区委书记王玲坦承改革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站所干部职工身份置换时实行一次性经济补偿，县级财力无力负担，需要上级财政支持；二是补缴养老保险费同样也需要一大笔资金。

　　“政府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这里面很矛盾。事业单位实际上就是‘七站八所’，这些干部的身份不买断，就很难真正进入市场，改制后的中介服务组织也很难脱下那顶行政的帽子，这样就肯定会推迟社会化的农村服务体系的建立，”与会的那位官员说到最后，声调更加平静，“但是又没有办法。因为穷，才改革，而改革又要成本，我们只能慢慢消化这个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