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就法学界而言，应当废除死刑已达致基本认同，但在如何废除死刑的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其中，除了邱兴隆等少数人坚决主张立即废除死刑外，大部分学者更倾向于从减少死刑数量入手，达到逐步废除死刑的目的。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孙长永认为，在实体法未作实质性修改之前，应当更多地关注从程序上限制死刑的适用，通过“正当程序”控制死刑，通过严格死刑案件证明责任和标准控制死刑。
孙长永说：“在我国死刑案件的审判程序中，不仅被告人总是被迫成为控方的证人，以证明‘自己有罪’，而且法
院常常帮助检察院证明被告人有罪；即使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没有达到法律要求的确实、充分的程度，法院也往往留有余地地判处死缓，以至于有些屈打成招的无罪被告人，不得不等待真凶的出现，才能平反昭雪。”
换个角度理解，如果按照刑法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的原则，且对被告人的指控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标准，那么，中国的死刑案件将大大减少。
支持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是，肖扬在今年向全国人大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证实，最高法院全年共审结死刑核准案件和刑事再审案件３００件，其中，改判９４件，指令下级法院再审２４件。
因此，陈忠林教授认为：“最高法院立即收回死刑核准权，绝不仅仅是一个程序问题，而是一项马上就能减少３０％的死刑数量的立竿见影的措施。”
但他认为，中国现阶段在很多方面都不具备立即废除死刑的社会条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相对落后，因社会转型而带来的社会矛盾激化，基本人权至上价值观尚待确立，关于社会责任的认识阙如，以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口超过两亿的国家完全废除了死刑，也没有一个国家在贫富差距的系数超过４的情况下废除死刑。
或许，很少会有哪个问题像死刑存废之争这样耐人寻味，不管是赞同保留死刑还是主张立即废除死刑的人，手中高举的都是人权的大旗。如同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邱兴隆所言：“所有废除死刑的理由，都可以反过来成为保留死刑的理由。为了社会无恙地生存，我们也许需要牺牲一名罪犯。但是不应忘记，我们在判定一名罪犯该死的同时，也就判定了人该死。而我们在拯救一名罪犯的同时，也许恰恰拯救的是人类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