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０３年度ＣＣＴＶ十大经济人物评选的颁奖典礼上，温铁军说：“我是一个用脚做学问的人。”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有人问温铁军是否在撒播火种。他说：“没有‘火’，就是‘种’。只是希望把这个贫富差别增大的社会稳住，让农村的问题缓解一些，让农村可持续一点。”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编印了２００４年中央１号文件的全文；温铁军大声宣讲，１号文件已经明确：要“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积极推进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作”。

　　温铁军告诉农民：“咱们成立合作社，联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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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买化肥、买饲料，被骗的可能性不就小一些吗？现在自己买药打虫，你家田里打出来，就全跑到他家田里去了。合作起来整体防治虫害既彻底又省钱。种出了果树咱们联合起来卖，各家都能分红。从信用社贷不出来钱，自己办小型的合作基金互帮互助。”

　　“我是被赶着往前走的，没时间顾及别人说什么。”回避所有的理论争论，回避所有的派别定位，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有限的实践空间——在理论界，温铁军成了独行侠。

　　然而在村道和田埂上，他并不孤独。

　　“名誉村主任”

　　多年前，高战就听过温铁军的讲座，读过他的著作，“只要是他出现的场合，我就不断地提问题。”

　　２００２年，高战还是在读硕士研究生，已经拥有了一家注资１００万元的公司。现在，他在苏北发起了三个农民发展协会，都是用乡党委的红头文件开路的。“我知道以个人力量推动农民组织化的风险，一定要争取到红头文件。”

　　他提醒乡村干部：成立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政绩考评里能加５分；组织农民开会议事，还能再加５分。

　　此后，他顺利地被乡党委的红头文件任命为“村委会名誉主任”。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２日，苏北窑湾镇陆口村下着小雨，陆口小学的走廊上挤满了人。

　　这是高战曾经的母校。小时候老师说：２０００年我们就要实现“四个现代化”。２０００年早就过去了，再回家乡看病，“医生手里还是那个旧听诊器，几条大胶带和裂口还在老地方，一点没变。农村的现代化在哪里呢？”

　　“这对我的折磨很大。”高战曾经相信自上而下的道路，想过要从乡镇干部做起。然而接触之后深感他们“人格分裂”，“在那个位子上即使你想做，也做不了什么，一切几乎都已经被规则决定了。”

　　“做学者？我们的学者已经太多，做了多少实际的事情？从商？回来反哺家乡，能起些作用，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可以奋斗的职业群体，而在这里，我的个人效能可以得到最大的发挥。”

　　就在这所乡村小学的教室里，高战给小学生们演讲，组织农民谈天：“大家参加农民协会一起买化肥，各家都能省钱；管事的人真正由咱自己选！”

　　农协的第一件事是组织志愿整修道路。那天是大年初二，有人撂下家里刚做好的团圆饭，来了。

　　接着帮农户联系外出务工的渠道，组织２０多人到工厂里实地了解。

　　然后是统计用量，联络各家在淡季统一购买化肥，“每户比旺季分散购买省了好几十块钱”。

　　会员家中有人亡故，会收到农协送来的花圈和悼词。悼词里说：死者向国家交纳公粮和农业税费，遵守法律、尊老爱幼、教育子女、团结邻里，这些都是农民作为一个公民爱国的最好表现。

　　收到花圈的人家感激不已：“破天荒能有一个组织到农民的家里送花圈啊！”

　　动员建立合作基金那天，当晚就收到了两万元股金。最多的一家给了５０００元——一大塑料包的散碎票面，是攒着给儿子娶媳妇用的。

　　高战和基金会的会计、出纳三人是评议员，每笔贷款都须经他们一起审核。贷款只能用于看病、上学和发展。前两种情况不收利息。

　　基金会成立当晚有户人家就提出申请，后来提交了养蘑菇的明细计划，多少钱买多少种子，多少钱买多少肥料，计划如果亏了，章程规定评议员要受罚贴钱。

　　２００４年，高战成为《中国改革（农村版）》的编辑、记者。

　　这本诞生还不到两年的杂志，经常刊发一些读者写来的信。一位四川青年农民的人生，在很大程度上被一封信改变了。

　　他的名字是马长华。

　　一封信改变的人生

　　２５瓦的白炽灯泡下面，到处塞满了书：《经济学（季刊）》、《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伊斯兰哲学史》、《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等等。

　　这是马长华的家，是他初中二年级辍学后的生活归依。他说：“我做体力活不在行，就想在别的方面帮帮乡亲们。”

　　在这个川西山村里，大部分人祖祖辈辈耕田为生，常有人家卖光了家当仍揭不开锅。

　　１９９９年，梅雨季节的一个下午，农闲的人们聚在村民马云德家的场子上“摆龙门阵”。阴云在坝子上越聚越多。

　　“听人说：乡政府上报的咱村人均年收入是２８００元。”

　　“啥？断粮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