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第二波乡村建设运动微露端倪(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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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17日11:21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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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每一天，都从“梦想”开始。 村民终于说出：“要办养鸡场”、“要送孩子上大学”、“要富裕安宁的村子”。 ２００２年，安徽阜阳青年农民杨云标组建的维权协会受到各方关注，大学生小队马上来到了杨云标所在的南塘村。他们放映农业科技碟片，放映电影，教孩子们唱歌、跳舞、画画、背古诗。他们跟村民一起唱《东方红》，唱《浏阳河》，有村民开始教她们扭秧歌、走“十字步”。守寡十余年的王殿敏拉住女学生赵玲的手：“十多年来我没像今天这么高兴过了！” 刘老石讲“钓鱼”，也讲“发酵”——大
从湖北到安徽，从山西到四川，他不断体察到新的问题和动向。 杨云标曾把农村的现状概括为“组织资源的制度性缺失”，并提出“理性维权”。在生发于农村自身的组织力量中，杨云标走得最快，却走得“越来越困惑”：税费改革后干群矛盾有所缓解，村民不那么热心协会的事了。 “现在维权协会其他骨干有了危机感，他们说杨云标是大学生，上面又拢得这么紧，得搞民主化改革，离了他也能行，这才成。” “离了他也能行”——对“民主”的理解开始在切身组织利益中萌芽，刘老石把这句话牢牢记住。 迄今为止，参与过支农调研的大学生有近万名，直接带动成立了近百个涉农社团。大学生肖清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了２个月，现在辞职常驻湖北三岔村。 刘老石整天都忍不住乐呵呵的。 李昌平的基层经验，给了支农调研许多具体指导。刘老石说：“你会觉得温老师的大方向那么对，而李昌平在技术层面上的主意那么好。他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和各方面打交道。他给我们的太多了。” 李昌平在杂志社度过了两年时间。他的离开，再次成为众人瞩目的事件。 临别，杂志社的同事们收到了李昌平群发的短信：“因为太爱这里，所以才离开。” “晏阳初原教旨主义者” 邱建生言辞不多，总有几绺浓密的头发从头顶直竖起来。 向温铁军一再请战，邱建生终于把家安到了翟城村。到目前为止，他是惟一一个常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管理人员。 邱建生蹬着解放鞋，随便套件迷彩服，进城添置木床和二手市场的老板谈价钱，带着村里的个体司机在街边小摊上吃面，坐在记者的镜头前面却常常沉默，问一句，才答一句。为了给学院铺设宽带，花了几百元招待电信局的人，邱建生说：这是他最大的一笔公关开支。 沉默是他的常态。惟有走向田野的时候，能听到他小声哼唱的声音。 用院长温铁军的话来说，这个“晏阳初原教旨主义者”管账“马虎”，“不是一个帅才”；但《中国改革（农村版）》上介绍晏阳初思想和实践逻辑的文章，多由他来主笔，字里行间他精确、内敛。 邱建生对晏阳初的兴趣，开始于一本《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１９９７年，他开始在家乡福建和北京等地奔走，发起成立“晏阳初研究会”。 听说河南有人想搞农民大学，他赶了过去。“我带书过去，我想参与，想让他们了解农村的综合改造、综合建设。可那是一家乡镇企业搞的，有商业意图，沟通有距离。” 中学教师陈炜自费到山西一个地方扶贫，他赶了过去。“那里很难——一点多余的粮食都没有，全都要自己种。走的时候我很低落——如果积蓄再多一点，我会多待些日子。” 离开山西，邱建生胃出血１０００多毫升。“那时候就好像孤身一个人在荒野里。” ２００１年邱建生结识温铁军，同年加盟杂志社。 来来往往的大学生志愿者总是让他感慨不已：“他们比我幸福，不用再经历寻找的痛苦。” ２００４年４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首期培训开班，邱建生开始了建院以来最忙的一段日子。 一个年轻人背着大旅行包走进校门来报到。对着迎面走来的陌生人，他昂首挺胸地说：“我是马长华！” 在一起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每天的讲座和讨论开始前，学员们要高喊口号：“改变自己，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 新的面孔闪现其中。 首期培训结束前３天，１３０余户村民加入了翟城村新成立的辣椒合作社。 几个月后的暑假，中国农业大学的二十几位学生，又将抵达马长华的家乡。 温铁军不承认自己在有意识地寻找、发现和吸引人，他只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１９８０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温铁军的导师杜润生曾说：“动员起青年知识分子调查、下乡，你们就算成功了。”而现在，温铁军正“慢慢有点这样的感觉”。 “年轻人容易着急，我只是时不时在旁边给他们提个醒：慢慢来，稳当一点，扎实一点。” 高战、马长华、刘老石、邱建生这批人天南地北，各处一方，偶尔在杂志社碰到了，竟是难得的不期之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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