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职务消费的既得利益者向自己开刀，除了枝节上的修修补补外，不可能触动根本。必须从制度建设上下手，才有可能化解包括公车在内的各种职务消费混乱的难题。
据6月1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去年，为严控公款购车，云南省纪委出台了严厉的1号通知，厉行“无车年”计划，效果明显。但2003年一过，各地各级官员“憋压了365天的欲望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势如泄洪”。仅今年一至五月，全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共购
买超标公务车255辆，涉及金额126亿元。对此情景，公众义愤填膺。
笔者认为，让职务消费的既得利益者向自己开刀，除了枝节上的修修补补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制度建设上下手，才有可能化解包括公车在内的各种职务消费混乱的难题。
首先，在财政源头上，所有的政府收入必须纳入财政统一管理，一切财政开支必须通过预算。预算项目必须细化、明确，为什么要有此项开支、开支多少，必须有理性、科学的依据。总之，财政必须实现法制化。从本质上讲，财政预算是立法机关批准的年度财政法律，是立法机关对资金的使用向人民负责的基本形式。因此，违反预算、不通过预算花钱，就是违法渎职。
其次，通过制度设计，让所有与职务消费有关的信息由政府官员自己来公开。毕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职务消费是否合理，阳光之下自有公断。如果拒绝公开责任，那么最后无论职务消费合理与否，其行为都应该受到制度的追究。
最后，构建行政部门和官员的内在激励、驱动机制。长期以来，只讲“产出”不计成本的政绩观念、行政方式盛行，只要表面数字光鲜，哪管背后令人触目惊心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往往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的。显然，在这种“不惜代价”、“不计工本”的行政观下，职务消费的有效控制自然无从谈起。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将行政成本纳入的科学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谁无视行政成本，他就得付出政治乃至法律代价。
总之，如果有了源头的控制、外在的监督、内在的激励和强力刚性的制度约束，行政的“价廉物美”是可以期待的。
张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