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6月15日，广州华侨房屋有限公司与《中国改革》杂志名誉权纠纷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开审。此前的2003年7月，《中国改革》刊发了一组关注国企改制的报道，其中一篇对华侨房屋改制进行了个案研究。这篇调查报道引起了华侨房屋的强烈不满，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对于所报道的事实颇为自信的《中国改革》遭遇选择难题：要么败诉，要么把“线人
”供出来。对于敏锐的传媒来说，对本案的关注其实也在关注他们自身。显然，《中国改革》今天的处境，很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就会为另一家媒体所面对。
对媒体而言，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已是这个行当几百年来的传统。但至现在，在许多国家，媒体保护“线人”还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并非法律上的责任。从法律上考量，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应当配合法庭查明事实真相，这是一般原则。但基于某种职业或伦理上的特殊要求，比如为维护律师与当事人之间、医生与患者之间、夫妻父子之间等相互信任关系，则证人可拒绝作证。这种“证人的免于作证特权”正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可，且其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
划时代的判决发生在2003年12月11日，海牙国际法院上诉法庭5名法官一致作出裁决，判定已退休的《华盛顿邮报》战地记者乔纳森·兰德尔有权拒绝“被迫作证”。法官们在判决书中分析说，“如果战地记者被确认为潜在的证人，将造成两大后果：首先，他们的新闻采集工作将遇到阻碍，因为被采访对象可能不再对他们坦诚相见，他们还可能因此被拒绝进入冲突地区。其次，战地记者因此由侵犯人权行为的见证者变成受袭击对象，他们的生命将面临危险。”这一判决被普遍解读为“记者有权拒绝出庭作证”原则在国际法上得到了确认。
诚然，“记者有权拒绝作证”和“媒体有权以保护秘密消息来源为由抗辩”在法律实务中仍有不同。但从“证人免于作证特权”的原理分析，如果媒体不能有效保护其消息来源，那么将逐渐不会再有人愿意向传媒讲真话，进而产生的恶果将是，不但记者的采访权会因此而受到限制，公众的知情权也当然会受到损害，舆论监督的力量必将无从发挥。
在中国的法律现实中，类似案件没有先例可循，如何保护新闻报道中的秘密消息来源，与其说是媒体的难题，不如说是法律的难题更为贴切。基于这样的难题已经成了一个“紧迫的问题”，我们愈加期待一个有先验意义判决诞生于本案之中，诞生于理论与现实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