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距武汉市区约40公里的一个草木葱茏的小山丘下设有警方的一个关押点。6月10日上午9时，武汉市汉阳区法院的法官来到这里，开始了一场特殊的审判，因为，参加庭审的是一名艾滋病人刘丁（化名）。据了解，庭审艾滋病嫌犯在湖北尚属首次。

　　艾滋病人自恃身患艾滋病犯罪，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问题，随之而来对其犯罪后的处置也是一个棘手的新课题。武汉去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一个艾滋病嫌犯的关押点，此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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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震摄了那些利用艾滋病四处犯罪的人，但对宣判后如何收监却面临前所未有的法律难题。

　　记者通过在社区与刘丁直接对话、对峙，至其被暂时收押、庭审，全程关注了此事件后更是感到，艾滋病人犯罪问题对现代中国而言，是新形势下产生的全新状况，社会各方对此准备不足。该怎样教育和惩戒艾滋病嫌犯，需要社会各方群策群力来想办法、去应对……

　　刘丁以前“比恐怖分子还恐怖”　各方对其束手无策

　　在武汉市汉阳区月湖街，刘丁的“知名度”很高。“我有艾滋，我怕谁？”做为一名艾滋病人，他经常自恃病情肆意抢劫，偷盗财物，勒索他人，威胁周围居民和社区干部，已成为当地一大“公害”。当地警方每次将其抓获后都因其患有艾滋病无法关押，只好上演“捉放曹”。当地居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更是对其行为感到“可怕”，形容刘丁“比恐怖分子还恐怖！”，对于其肆意公然作案，没能被有效打击处理，也有怨言、不理解。

　　今年年仅24的刘丁，其成长遭遇也有令人同情之处。由于家庭生活条件不好，父母都是武汉一家企业买断工龄的职工，刘丁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大约在13岁时，有一次胃痛，在其表姐的引诱下，用毒品止痛开始染上毒瘾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在一次使用别人的针管注射时感染上艾滋病。刘丁的生活基本没有着落，政府为他办了最低生活保障，但根本不够用。自从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后，为了吸毒、为了生存，他几乎丧失做人的一切尊严，没有了道德的约束，对社会形成了很大威胁。

　　月湖街派出所的指导员常民政对刘丁的“事迹”了如指掌。他说，刘丁1999年因盗窃摩托车被抓获，在体检中发现其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由于对患有艾滋病等重度传染性疾病的犯人没有条件隔离治疗，警方无法将他关押，只好放其回家。

　　此后，刘丁胆子更大了，常常在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地作案，手法极为卑鄙。他白天趁邻居不在家，将家门撬开，搬东西去贱卖；见的士车从门前过，就假装有伤，赖人家赔；在街上看到一位老师将电动自行车放一旁办事，骑上就跑，迅速变卖。一旦被发现或被拒绝，他就凶像毕露，拿出随身携带的针管来在自己身上抽血威胁别人。只要缺钱，他连收破烂、摆小摊的都不放过，向他们找茬要钱。

　　常民政对刘丁十分头痛。他说：“每次接到报案，派出所就迅速出警，将其带回，按照程序审讯做笔录。抓他是每警必出，不能关押也是没办法，民警也不能违法办案。”以刘丁9月14日作案为例，当晚7点多他与一劳改释放犯一起，在月湖桥下有多人围观的情况下拦下一辆农用车，强行搜去司机一部手机和一部小灵通。晚上9点多，两人乘的士车不付钱，又强行搜司机口袋要钱。派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将他们抓获。但当晚录完笔录后，刘丁仍然无法关押。而且刘丁在当晚早些时候，还因吸毒过度被送医院救治，刚缓过劲来就实施抢劫，简直是丧心病狂。

　　刘丁被抓获后曾被送往武汉市传染病医院治疗，结果没过两天，他就拿着抽了血的针管四处威胁，搞得整个医院鸡犬不宁，医院强烈要求派出所将其带回。据警方介绍，刘丁偷窃的摩托车至少在六、七十辆左右，作案范围遍及武汉三镇，武汉市至少有8个派出所将其抓获过，但都因为没有合适的场所关押，只好让他回家。

　　记者去年到月湖街铁桥社区办事处采访时，正好碰到刘丁到社区耍赖要钱。这个被称为“恐怖分子”的刘丁个头很小，短发，肤皮略黑，小臂上两大块带着嫩红色刚刚愈合的疤痕格外扎眼，手臂和手指上均有刺青。看到他捂着小腹作痛苦状，社区干部说，这是他“先软后硬”的惯用伎俩。经过社区同志耐心工作和记者反复说明来意，刘丁竟然同意反映一下自己的情况和要求。

　　点上递上记者为让其稳定些递上的一根烟，刘丁谈起了自己。“我不是个东西，是个畜生，现在为了吃毒，把家中人都逼得没法子，把爸爸的小手指差点砍断，妈妈睡觉时就将刀放在床头怕我逼她。哪有这样对待父母的，实在是没得法子。那个成心去偷去抢，给社会添乱。要不是得这个病，我才不会走上这条路。早知道这样，当初给我毒品吃，我都不吃。千万不要作毒品的牺牲品。”刘丁对道理十分清楚。“我也想政府能给我一个适当的地方戒毒、治病，就是关起来也行，能够专心地把毒给戒了。实在不行，就给点药让我在家吃。不然有时脑壳子痛的很！”谈到伤心处，刘丁自己的眼眶也湿润了起来。

　　“他是蛮可怜，但他发起毒瘾来，比恐怖分子还恐怖。”刘丁所在的铁桥社区办事处主任兼书记黄斯莹认真地说。他来到社区办事处，一般都是先施软计，“好话连篇”，请社区大姐大伯想法给点钱。多次哀求行不通，他就来硬的，不断辱骂，抖狠。“这太恐怖了，不知什么时候，他往你身上来一下，你就完了，根本无从防起。”黄斯莹说，“现在不说是地球人都知道，月湖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人渣’。”

　　前任社区办事处主任方强更了解情况。她说，刘丁平均一个月到社区办事处来二三次，每次都为了钱，有时急了就把随身的针管拿出来，往臂上一扎，那抽血的动作比医生还专业，抽完就威胁人。没有要到钱，当天社区就会有失窃的事发生。一次被逼急了，方强甚至将自己的胳臂伸给刘丁，说：“你来吧，要死跟你一起死，没什么大不了的。”

　　方强告诉记者，刘丁家中父亲用买断工龄的钱买了台电视，第二天就被他拿出来卖了吸毒。现在家中很多能卖的东西都被他给卖得差不多了，父母曾一度外出躲避两年多。社区群众对他更是深恶痛绝，当地百姓说，只要刘丁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有麻烦。在铁桥社区的街头，记者向一位卖小百货的陈师傅问起刘丁，陈师傅无奈地表示，刘丁自恃有病时常来拿包烟，喝瓶饮料，自己也不敢说什么，算是破财免灾，如果不给不知刘丁会做出什么吓人的事情。他还亲眼看到刘丁在街上持刀抢劫学生。

　　方强说，刘丁虽算弱势群体的一员，但对他关爱毫无作用。去年，由社区申请，汉阳区还特别为他办理了低保，希望他能有个生活依靠。但他丝毫没有悔改，每次都是低保费发没两天，就又来社区要钱。刘丁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威胁社会。

　　记者来到刘丁家，周围的邻居纷纷围上来，激动地指着被割破的窗纱、被撬坏的门，说刘丁完全是“祸害”，是“恐怖分子”，希望政府一定把他“搞走”，甚至有人说要把趁他犯毒瘾时把他推到长江里。一位邻居说：“早点把他搞走，这块就都安宁了。”另一位女邻居担忧地说：“刘丁吸毒用的针头用完到处扔，我们都害怕小孩子捡着玩被扎着了，一辈子就完了。”

　　正在屋前采访刘母时，没想到刘某从社区匆匆赶回，径直向记者冲过来，凶狠地大叫“把带子给我！”，见记者退到一个死角里，他大步向前，眼露凶光，直往记者身上扑，若不是跟随的老户籍民警郭子芹从旁拦了一下，他早已扑上来。刘某凶狠的眼光，歇斯底里的咆哮，着实让人害怕。原来记者走后，他在社区没要到钱，毒瘾开始发作，回来就凶相毕露，完全展示出他做人的两面性。

　　关押刘丁：社区百姓暂时松了口气

　　“刘丁事件”经媒体反映后，迅速引起了中央和湖北省、武汉市主要领导人的高度关注。2003年10月下旬，武汉市迅速采取措施，市公安局监管处在距离市区40公里的偏僻位置投资7万余元，按照公安部相关标准设计了一个专门监号及相关配套设施，在市郊建立起国内首座艾滋病犯罪嫌疑人关押点。10月28日，已被刑事拘留的刘丁被收押到这个监号。

　　一天，记者驱车近1小时，来到位于武汉市郊的这个偏辟的关押地点。关押点四周风景优美，虽然是由一个仓库改造而成，但这里照明、监控设备十分齐备，民警值班室、休息室整洁有序，走廊里整齐地挂着警棍、手铐等警械设备。此外，警方还准备了应付突发情况的特殊措施，如防化服、橡皮手套及部分非致命性武器。

　　在民警值班室墙上挂着的一本民警自编工作须知十分显看，封面上书“不惧怕、不恐慌、不歧视”，内容包括了艾滋病常识、发展现状、防范方法以及艾滋病人犯罪的案例、相关的法律条文。

　　关押点负责人徐启佳介绍说，关押点针对刘丁可能出现的撞墙、上吊和吞异物等三种自杀情况制定有详细的预案，有明确的人员安排和负责分工，还联系了附近的医院做紧急时的备用抢救。此外，每天早晚民警两次进监号消毒，并为刘丁专门配备了废弃物处理器，对其生活垃圾、医用品定点焚烧，从而确保干警和犯罪嫌疑人“双安全”。

　　关押室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带有一个卫生间，其生活垃圾从卫生间排出后，直接通过与卫生间相连的废弃物处理器处理，以免污染环境。透过近10公分粗的铁栅栏，可以看出刘丁情绪比较稳定，由于还记得上次在社区的采访，他见到记者还称是“老朋友来了”，说“这里一切都还好”。干警李斌还专门提水壶给刘丁加热水，送去报纸让他阅读。当干警靠近监号时，刘丁也主动配合，向后退出3米。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前来执行这一特殊任务的7名干警均是写申请、报名主动请战的。在上岗前，武汉市疾病防控中心的专家向他们传授了艾滋病的起源、传播、防护以及如何避免感染的相关知识。干警们的家人大都还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在看管艾滋病人，只是了解是在执行一项任务。

　　刘丁刚进监号时没带任何生活用品，加上入冬天气突冷，民警们就将自己的被子、衣物送给他用，还为他买了毛衣。平时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刘丁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现在和干警们吃一样的伙食，每顿饭都能吃6两米饭，早晚有热水洗漱，有时还有水果吃。在刘丁生日那天，干警还特地为他买来蛋糕，为其过了24岁生日。刘丁感动地说：“自从13岁吸毒来，就从来没过过生日，现在有人这样关心我，对我太好了！”他现在已经养成了主动配合民警的习惯，监号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物品摆放有序。目前，刘丁情绪稳定，非常关心自己的案情，还在民警的帮助下学习相关法律知识。

　　刘丁被关押让当地百姓拍手称快。黄斯莹主任告诉记者，这真是大快人心，为当地去了一大“公害”。大家心头的一片阴云终于散去了，社区百姓和干部紧绷的神经终于能够松驰下来。刘丁的父亲也赶到社区办事处对政府的行为表示感谢，表示谢谢政府能够好好帮教自己儿子。

　　月湖街派出所指导员常民政也高兴地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刘丁被抓为街道治安消除了一大隐患，也为干警办案消却了一大威胁，更让干警们高兴的是辖区及周边地域的发案率也有所下降，还了当地百姓了一个真正的安宁。

　　然而，在高兴之余，略有担心的黄斯莹主任最后还是特别问记者：“你说，他还会不会被放出来？我们惟一的要求是千万不能把他再放出来，否则他会变本加利为害百姓的！”

　　关押之后：刘丁到哪里服刑　法律难题亟待解决

　　尽管刘丁的关押让社区群众拍手称快，但关押后，武汉执法机关却面临着缺少法律依据、判决之后怎么办、关押成本高等难题。面对关押“后遗症”，政法机关感到十分忧虑、上下两难，对下一步怎样处置心中不很踏实。

　　6月10日上午9时，庭审开始。25岁的刘丁坐在关押室内一张椅子上受审。隔着一排铁栏杆，在分对面1米远的走道上，4名法官端坐其中，公诉人及刘丁的律师分坐两头。据检方指控，刘丁从2001年6月至2003年9月，抢劫作案4次，劫得财物价值4900多元，盗窃作案8起，盗得财物2．2万元。

　　一名法官说:“论抢劫情节，可能判10年以上，论盗窃情节，是3年以上，两罪合并执行，刑期有可能更高。”据了解，刘丁一案将于本周宣判，从他判刑到入狱扫行大概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但湖北省目前还没有关押艾滋病囚犯的的专门监狱，刘丁该怎么关，目前还是个难题。

　　警方认为，武汉这例艾滋病犯罪嫌犯暂时被控制起来了，但关押艾滋病嫌疑人的法律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为了防止刘丁继续危害社会，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刘丁实行看管治疗，但判刑后，按现行法律规定无法收监。

　　据介绍，如果向监狱移交，监狱考虑到刘丁可能会将艾滋病传染给他的狱友和管理人员，不可能接收他。按照《监狱法》的规定，监狱对罪犯进行体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不收监，交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暂予监外执行。这样，刘丁可能又会流入社会敲诈勒索，为害乡里，丧失了关押他的初衷。另据了解，武汉市政法委当初在研究关押刘丁时，曾为关押地犯难。公安部门考虑到他是艾滋病患者，如果将他象普通嫌犯一样关押在看守所里，存在着传播艾滋病的危险，曾召开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会议专题研究。卫生部门依据《传染病防治法》指出，患有传染病的“犯罪嫌疑人”也不应在医院关押。后来经过做工作，双方同意将卫生局所属的一家皮肤病医院的仓库按公安部监所的规定进行改造，关押嫌犯刘丁。

　　据了解，艾滋病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属于乙类传染病，同属此类的还有梅毒、百日咳、炭疽、登革热、狂犬病等20多种疾病。患有这些疾病的病人涉嫌犯罪时，其关押、送监在法律上都是难题。看守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关不进来，也送不出去。

　　另外，还有个法律问题没有解决。假如艾滋病患者不抢劫，而是以传播艾滋病来威胁人们，是否也应采取强制措施呢？今年上半年非典流行的时候，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合颁布司法解释，故意或过失传播非典等“突发性流行疾病”的人，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艾滋病虽然危险程度高，难以治愈，但并不属于突发性疾病。武汉关押刘丁，也无法从这个解释上找到法律依据。

　　目前，以传播艾滋病威胁人群是新的犯罪动向。据媒体报道，在杭州出现了一个犯罪团伙，16人中有12人感染了艾滋病，他们因难以关押而有恃无恐到处作案，由于没有关押场所，公安机关对他们屡抓屡放。还有的艾滋病人因毒品费、治疗费高昂而产生自暴自弃、报复社会的思想，进而利用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威胁人群，前几年天津发生的“毒针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据统计，武汉市1998年至今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212例，湖北省艾滋病感染者则超过千人，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已达84万，今年，全球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达500万，同时有300万人死亡，达到历史最高峰。目前，国家已将艾滋病治疗纳入医保，并规定，感染者也有平等的工作、生活权利。这么多的艾滋病人难保全部是守法公民，一旦有人犯罪都在处理上极其困难。

　　有专家提出，艾滋病患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是治安上的一个新动向，一方面执法机关不能因为法律空白就对已出现的问题坐视不理；另一方面，法律也要根据社会治安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以便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艾滋病患者的违法犯罪活动。可以在全国分中南、华北、华南几个大区，一个区集中设立一个关押点，这样可以降低成本。也可以在传染病医院里专门建立一个传染病人违法犯罪的治疗关押场所，以满足现实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