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
据6月16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广州市芳村区教育局、团区委和区纪委共同主办的“小眼睛盯大眼睛”系列活动中，要求孩子们对父母的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家长贪污腐败。
监督，就是监视督促，但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如果某一位家长被孩子“监视”到其涉
嫌贪污腐败的行为时，却不顾忌孩子的“督促”，这时孩子怎么办？他要不要、会不会去举报自己的父母，此时孩子的心灵将受到怎样的冲击？
即使是家庭内部的监督，无疑也将会破坏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关系，其行为足以损害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之一。而如果真的发展到孩子举报家长的地步，那将从根基上扭曲和破坏家庭关系的基础，从而带来更为严重的家庭以及社会伦理失范的后果。或许这种做法会取得暂时的一点“反腐”效果，可长久地看，付出的代价将远超出它的收益。因为家庭的成立要早于国家，爱的伦理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正义得以建立的基础，为此把家庭视为建构国家秩序工具，让孩子监督家长，似有不妥。
其实，我国历代多部律法中都有“亲亲相隐”的规定。《论语》中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思想。表面上看，“亲亲相隐”看似一种悖谬的法律规定，但其本质却恰恰反映出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思考。
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部分国家，由“亲亲相隐”延伸的证人出庭豁免权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确认，比如英美法系法律规定夫妻间在婚姻存续期间享有相互拒证权；日本也有近亲属间享有刑事责任拒证权等法律规定。而2003年2月，我国首部呈送全国人大审议的《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中，也将“亲亲相隐”吸收并演化成为建议稿中的“公民作证豁免权”（见2003年1月20日《新快报》）。尽管这部《民事证据法》还只是一部专家建议稿，其有关“证人作证豁免权”的提法能否最终被立法所采纳还在两可之间，但其意义和影响却是深远的，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组织青少年活动必须体现人性化，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也是大势所趋。而有关部门组织“小眼睛盯大眼睛”这类活动却有悖于此。（侯颖／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