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锋

　　近来，由卫生部开展的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整顿工作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其矛头所指，医生收红包现象首当其冲。各地也相继出台了类似“数额超过若干，一经发现，将被取消行医资格”的严刑峻法，赢得对此现象深恶痛绝者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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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此重典并未收到预期效果，个中原因耐人寻思。

　　笔者认为，一方面，中国的人情社会所长期固有的潜规则是红包现象深厚的社会基础。

　　某媒体就医生收红包现象对医生和患者或患者家属所做的调查显示，医患双方中均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红包乃生活中不可避免甚至不可或缺的规则元素，医生认为，红包只不过是一种人情往来，却之不恭；患者则认为，不送红包则难以得到公事公办之外必要的人情关照。双方的合谋正使这一规则元素呈现强劲的蔓延之势，并使之在与严刑峻法的博弈中底气十足，屡占上风。

　　另一方面，也许是最重要的一方面，红包现象的屡禁不止更有直接的制度诱因。改革开放初期，曾有“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说法，形象写照了分配制度严重的脑体倒挂现象。如今，这一现象在其他领域如教育、科研已经被基本扭转，教师、科研人员等也已基本享受到了改革的阳光。

　　但在医疗服务领域，扭曲的分配体制依然故我，少有撼动。据了解，一家三甲医院，一个最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手术费是3000元左右。这种手术需要从主刀到助手、麻醉、体外、护士总共10人左右直接参与，并且是收费相当高的了。平均到个人，每人所得十分可怜，更何况这其中肯定不乏硕士、博士等高学历者和教授、主任医师等高职称者。

　　有位医生职业的网友在一论坛上不无调侃地写道，做一个中国医生是一种黑色幽默。你即使担着人命的风险，即使有精湛的学识和高超的技术，你的价值也多半体现在你用掉的器材和药品上。

　　扭曲的分配体制下，医生专业劳动的价值无法得到合理的体现，而医生严重的心理不平衡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收红包的道德成本。

　　制度经济学有一经典的论断，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坏人得逞，而坏的制度则使好人也难以独善其身。因为，制度本身必然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所以，反过来，任何一次道德体系的崩坏亦可以从现存制度的肌体上找到其开始溃烂的第一个脓疮。

　　在当前红包日益成为生活方式之时，义愤填膺的道德声讨之外，则应该更多一些制度设计和创新层面的建设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