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领域形形色色的各种“造假”行为中，无论是现实和潜在可能的数额，还是泛滥的普遍性，假发票的危害都应该是最大的。

　　“发票是‘第二钞票’”，这是记者就假发票问题进行采访时，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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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几乎所有的受访者也同时指出，作为国内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相对于扮演着支付媒介和价值计量单位角色的货币，发票在中国经济生活和财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比钞票要复杂和特殊得多。因此，发票管理工作的难度和复杂性也远胜于钞票。

　　记者在调查和采访中发现，与显然更受公众深恶痛绝的假钞票相比，假发票引起的现实和潜在的后果，也确实远比前者要复杂和严重得多。

　　危害最大的“造假工程”

　　假发票的最直接危害体现在税收的流失。

　　今年4月税务宣传周期间，国家税务总局向全社会公布了11起涉税案件，其中4起属特大制售假发票案件。而在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查处的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中，与假发票（主要是虚开增值税）有关的约占60％！

　　局部的情况更让人触目惊心。以广西柳州为例，该市地税局的数字显示，从1997年到2002年，柳州市使用发票的企业等用户从2165户增加到5280户，几乎增加了150％，但税务部门发票的销售量却基本没变，有的种类甚至还出现了下降，比如建筑业大额发票的销售量就从1500本下降到了1400本。

　　地税局认为这是“制假、售假发票的违法分子大肆开具、贩卖假发票的结果”。该市地税稽查分局的一位负责人估计，以他们对柳州市场测算摸底的假发票数量估计，至少要造成国家税收流失1．2亿到1．5亿元。

　　有关人士指出，在数额上，假发票可能造成的危害比假钞票更大也更容易。因为较之最大面额只能是100元的钞票，发票在票面数额上具有“先天优势”，更重要的是，因为涉及税率，假发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对经济秩序的冲击会因此具有“乘数效应”。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不久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破获的一起特大制售假发票和假收据案，据当地媒体报道，在该案中共缴获各类假发票10余万份、亿元版四川省非经营性结算统一收据5101份。税务机关对涉案金额测算，仅非法印制的假收据，理论上最高可填写数额竟达5万个亿！一旦流入社会，所带来的损失将不可估量。

　　国家税务局一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个人认为，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形形色色的各种“造假”行为中，无论是现实和潜在可能的数额，还是泛滥的普遍性，假发票的危害都应该是最大的。

　　“重灾区”和“重灾户”

　　有关人士特别指出，企业使用假发票危害尤大。

　　首先是偷逃国家税款的数额往往特别大。因为使用假发票作为费用入账，会减少企业的应纳所得税额。

　　国家审计署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假发票，比重最大的是在真版发票上虚开数额。不久前，国家审计署北方某特派办在审查一家银行账目时，发现一张680万元的购物发票，审计署工作人员拿着发票到开出该发票的工厂核对，发现工厂的底联只有4角钱，货物竟然是一根冰棍！

　　有关专家和各地工商税务人员对记者普遍反映，建筑房地产业是使用假发票特别是大额假发票的“重灾”区。例如厦门一家颇有名气的房地产企业，去年共产生6亿元的购货发票，经检查，居然有3亿是假的！也就是说，该公司亏损1亿的年报实际应当为盈利2亿！

　　北京税务局稽查处一位人士讲，这种情况在北京的房地产业同样存在：房地产企业从报表上看一片红，但税务总局统计出来的数据却是全行业亏损。这就是大家抢着进军房地产业，却没有多少企业交过企业所得税的真正原因。据说目前90％以上的房地产企业在营业税方面存在问题，而用假发票抬高费用是其主要手段。

　　此外，有些单位为了给上级和关系户“公关”，往往买发票来冲账，为行贿受贿行为作掩护。更有甚者，直接利用假发票虚列支出，贪污公款。例如两年前对“五毒书记”张二江的起诉书中，就提到张“从秘书甘××、司机雷××手中拿走公款108100元，用于个人支配。而后，指使甘、雷用假发票在市委办、市财政局专用资金账户中报销，构成贪污罪”。而张对此的辩解居然是他“为重振天门雄风所做的外交活动”。还有人士指出，使用假发票本身就是社会诚信的缺失。

　　制假的成本

　　对假发票的泛滥，中央财经大学税收经济研究所所长郝如玉教授认为，主要原因是制售假发票的“经济成本和风险成本都比较低”。

　　导致制售假发票经济成本较低的主要因素是发票的防伪技术含量有限。据了解，国内多数地区的普通发票的防伪技术，主要由发票的防伪纸和防伪油墨组成。以广西柳州为例，该市的防伪纸和防伪油墨是1994年12月开始使用的，当时还是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但近十年来，其技术含量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提高。

　　据当地人员介绍，防伪荧光油墨现在一些市场轻易就能买到。而防伪纸的模仿，对于技术经验与时俱进的造假者来说已很简便。至于印刷机器的经济成本，当地地税局一位负责人透露只需几千元，那些伪造的发票版本，就连专业的税务人员，若仅通过肉眼也很难识别。

　　而提高技术含量的作用也的确能够立竿见影。前几年，虚开增值税发票一度非常猖獗，2001年以前，假发票数量曾占整个发票量的8％，“金税工程”实施后，由于运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假发票数量迅速降到了十万分之几，现在已基本没有了。

　　在北京，国家“金税工程”二期开通后，国税总局督办的利用增值税发票犯罪的案件，从2000年的68件减少到2002年的8件。据了解，2002年8月北京市为印刷新版发票专门投资1600万元，采用高速数码喷印技术设备，印出的每张发票都有惟一性，北京某印刷厂工作人员介绍：“这些设备的高投入，一般的造假者绝对承受不了。”

　　但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和假增值税发票的日益销声匿迹，对制售假发票者的惩处和监管力度不够以及普通假发票的泛滥，开始成为假发票问题的主要矛盾。

　　为何屡禁不止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研究室主任童伟对《财经时报》指出，对发票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够，不能触及到违法者的痛处，是造成目前制售假发票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目前，对发票进行管理的专门法规只有一部制定于1993年的《发票管理法》。多数专家和业内人士对其评价是，相对滞后，惩罚力度明显不够大，缺乏威慑力。

　　如果把对制售假钞和制售假发票的有关惩处法规做个对比，就更加一目了然。

　　《发票管理办法》规定：对私自印制、伪造、倒买倒卖发票者，税务机关可对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9条则规定：非法出售发票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金；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

　　而根据刑法第170条：伪造货币的可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无期、甚至是死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金，或是没收财产。

　　由此可见，制售假钞的判罚标准正好比制售假发票严厉一个档次。这与两者的经济成本和预期收益以及潜在和现实的危害，呈明显的倒挂关系。

　　税务部门一些人士坦言，即便是这样缺乏力度的惩处，在实践中也往往难以落实。比如对假发票的搜查，税务部门其实都清楚哪些小店、小卖部有贩卖假发票的行为，但税务部门只有查税、查账本这些权力，一旦这些假发票贩子把发票藏在他们的抽屉或屋子里，税务人员哪怕知道，但因没有搜查权，也就没有办法。

　　而依照刑法209条，出售伪造发票罪，最低标准是50份假发票。那些小贩们也摸透了有关法规，他们手里基本不留发票或者只有几张样品。就是抓到了，也有恃无恐。

　　记者在调查中曾与一开小店兼卖假发票的店主做了下面一段对话。

　　《财经时报》：“你们不怕警察来查？”

　　店主：“警察？又不归他管，也不会来管。”

　　《财经时报》：“那谁管，税务部门？”

　　店主：“一般都不查，查了也没事的。”

　　《财经时报》：“你们那么大的胆子，干脆卖假钞票得了。”

　　店主：“咱可没那么大的胆子，那是杀头的买卖。再说，这活比那活还容易。”（鲍迪克） 责任编辑：杨胜武 来源：财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