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员尝到甜头

　　5月28日，四川峨眉山市的黑包山上人气骤涨，种茶专业户们在这里领取龙头企业———峨眉山市仙芝茶叶有限公司的“二次返利”，平均每户领到了600元，其中30名“种茶能手”还获得了特别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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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在去年的这一天，四川首家农民专业合作社—————仙芝竹尖茶叶产业化合作社，在峨眉山市成立。目前，合作社吸引了当地5500户茶农的加入，建立无公害茶叶基地3.64万亩。合作社成立以来，当地茶叶（鲜叶）价格从以前的每公斤40元提高到60元以上。

　　在合作社模式中，企业与农户以合同为纽带，事实上就是通常所说的订单农业。对茶农而言，这避免了市场风险；对企业而言，则得到了数量相对稳定、质量可靠的生产原料。

　　但此前，情况并非如此。当地有2万多亩茶园，因地处偏僻，交通条件不好，农民茶叶销售难，每年鲜叶都被外地商贩压价收购而去。因为价格上不去，茶农对茶园的管理、品种改良的积极性不高，茶叶质量停滞不前，部分茶区的茶叶农药残留和卫生指标超标。当地的茶叶生产则是粗加工作坊遍地开花，品牌过多过杂，市场知名度低，企业各自为战，竞争力不强。

　　合作社的模式

　　面对“混战”局面，作为在当地有一定实力的民营企业———峨眉山仙芝茶叶公司的老总杨泽勇提出了整合地区茶叶资源的想法：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即凡签订了茶叶收购订单的茶农就是合作社社员，可享受技术服务、返利等权利。种茶社员还可自愿以现金、茶园入股，年终按股分红。于是，杨泽勇有了另一个身份———合作社社长。

　　合作社作为“大当家”，不仅向社员统一提供无公害茶叶生产技术规程，统一提供社员所需无公害农药、化肥等物资，在收购鲜叶时，承诺价格在同期同档次鲜叶市价基础上每公斤价格上浮2％～5％。

　　从合作社模式中获利不少的宋绍青家有30多亩地全种茶，还从乡政府租地20多亩。他们还在采茶的时候聘用一些季节性工人帮忙。从2月27日起到4月底，他家共卖春茶53678元，纯利3万多元，他说能成为社员，很高兴！

　　合作社模式似乎达到了双赢的目的，但事实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风光”。

　　同样是社员、家里有十多亩茶园的小赵说出了他的“小算盘”：“我们参加合作社只是因为合作社收购茶叶的价格高于市场价，我们能赚更多的钱。如果他们的价格低了，我们就不跟合作社签合同。”

　　摸着石头过河

　　杨泽勇在谈完成立合作社一年来的良好形势后，道出了自己的忧虑：合作社风险保障机制不到位，社员在合作社只有利益共享，没有风险共担。如果市场形势不好，只能由合作社，事实上就是杨泽勇的企业来最终承担风险，社员则随时可以抽身而出，把茶叶卖给别人。

　　另外，合作社法律地位不明确、扶持政策不到位等等，也是企业发展的隐忧。

　　这几个障碍，使杨泽勇在龙头企业+合作社的路上，并不敢放开胆子“大干快上”。例如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设立营销公司，他也准备边做边看，等政策稳定，企业有了方向后再放手做大。另外，如何继续完善合作社的运行机制，按照优胜劣汰原则，规范社员行为，也是他这个当家人必须考虑的问题，而这方面，“前无古人”，他只有边摸索边干，并注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

　　显然，当地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乐山市副市长李盛根认为，与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社相比，那时的合作社“吃喝拉撒一把抓”，而当前的合作社，有效连接了龙头企业与农户双方优势，是个新突破。“目前的合作组织都是我们以经济法人的名义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李盛根说，“但是这只是我们自己的尝试，国家并没有相关的合作组织法可以遵循。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类似的问题：因为经济法人资格很可能不能得到对方的承认，一旦合作社和四川以外的法人发生纠纷，如何能够从法律上切实保障自己的权益？”

　　走合作化道路的民营企业能做多大，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