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长谷川的“危言”: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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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21日10:12 中国新闻网 | |||||||||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文/石齐平 今天中国制造业王国的称誉,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能源、初级劳动力、大量进
改变这种状态,中国需要新的产业政策 日本知名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最近在日本《呼声》月刊五月号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作者做此诊断的理由有二:其一,中国产业不少高质量的产品,高度依赖日本企业提供;其二,日本拥有优秀技术实力和为确保技术优势而对研究开发的巨大投资。 长谷川庆太郎写此文的主要动机,应是为日本国民打气。近十几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使不少日本人失去自信,近一两年经济略见起色,却主要又是靠对中国的出口。中国人看了,应能体会日本人的心境,无须有情绪反应,倒是可以以文章的论述作为自己反思的教材。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新兴的制造业大国,世所公认,其未来趋势与地位,将可直追19世纪的英国制造业及20世纪的日本及美国制造业,也为多数人所不怀疑。但必须指出:制造业大国不等于经济大国,甚至中国目前是否已经是一个十足的制造业大国,也有商榷余地。为什么?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一如长谷川庆太郎举的例子,中国到处是建筑工地,但是建筑机械多是日本制的;中国生产大量汽车,但生产汽车部件的机床是日本制的;中国年产2亿多吨粗钢,但特殊钢材、建筑用的H钢甚至部分制造汽车及手机的钢材多靠进口。科技部资料显示,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投资,2/3依赖进口。如果将制造业分为产品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两部分,中国装备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的比重不到30%,远低于美(42%)、日(44%)、德(46%)。 (二)在构成GDP的三种产业中,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偏低,约40%,不仅远低于美、日,甚至也比印度(55%)低。在服务业中,金融、软件等高级服务业的比重更低,(印度软件业占GDP比重17%,中国仅1%)。 (三)由于制造业比重大,消耗原材料与能源就多。中国GDP占全球不过4%,但耗油占全球新增值的30%,用钢占全球新增值的30%,用水泥占全球新增值的40%。 从以上数据所显示的“结构”观察,可以了解,今天中国之获得全球(产品)制造业王国的称誉,是建筑在大量耗用原材料、大量耗用能源、大量耗用初级劳动力、大量进口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产权、及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及分析的“大量牺牲环保及生态资源”的成本之上的。这样的制造业结构、工业结构、产业结构,除了创造产值指标、出口指标、外汇指标外,从很多角度看都是不太健康的。 三方面的因素造成了这种局面。 第一,改革开放的26年,市场经济允许人们及企业追逐利益,但由于发展观的偏差及政府职能的不清楚,人们多数追逐的是短期利益与私人利益,而非长期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缺乏科学的发展观。一味追求生产、投资、出口、创汇、GDP。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操作?现在看来仍不明确。 第三,政府职能在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之间仍在摸索,该干预的不干预,不该干预的却干预。 那么今后该怎么做?我想,首先应该是坚持开放。提高技术含量,要减少对外依赖,固然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但一切要遵从市场规律,不能再在“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之间兜圈子。开放、竞争与市场经济是惟一的选择。与此同时,政府的角色很重要。政府角色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之上。 一方面,是对“外部经济”的创造。这包括:对企业进行研发的奖励,及必要时政府投入特定的研发项目;人才的教育、培训与引进(可以从人均所得较低国家,如印度、俄罗斯、东欧等引进);继续坚定制度改革,使政府尽快退出企业与银行,并大幅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与程度。 另一方面,是对“外部经济”的干预。这包括:政府必须对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本身对环境生态所造成的破坏,以政策、法律加以有效干预;所有资源与能源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决定,以减少浪费或误用。某些情况下,政府可以考虑仿效如德、法等国政策性地提高汽油价格。 合理的产业政策,加上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或将有可能逐步矫正当前产业结构的畸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