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明令禁止的不做，违法但不犯罪的可做，“私人侦探”游走“灰色地带”新快报记者　温建敏　王晓华

　　在很多人眼里，“私人侦探”查人“包二奶”时，跟踪、偷拍等行为涉嫌侵犯他人隐私，帮人打电话单、查银行账户等行为造成侵权，有些行为严重的甚至构成犯罪。“私人侦探”在国内因此争议很大，在调查中，几乎所有的“私人侦探”都告诉记者，凡是法律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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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都不做，如果非要做，那就一定是“违法但不犯罪”，“私探”们就这样小心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中游走着。

　　老“私探”从不说“跟踪”

　　既然是“侦探”，就会有对当事人的跟踪、就会进行侦查；但资深的“私家侦探”陈德明说，他们从来不“侦查”、不随意“跟踪”当事人。

　　陈德明说，“跟踪是侵犯当事人的权利的，我们受到委托后，只能是‘了解当事人的行踪’”。

　　陈德明告诉记者说，还有一些词也是不能随便说的，如“侦查”，“侦查”是司法机关特有的权力，作为“私人侦探”是没有这种权力的，他们只能进行“调查”。

　　婚外情也可合法取证

　　陈德明说，在取证时，法律禁止的事绝对不干，刑事案件也不受理。对那些委托的案件，他们首先要问清对方的身份，当事人的背景，需要达到什么目的，调查结果用来做什么。

　　比如调查“包二奶”的情况，委托人往往要求他们拍到当事人的床上镜头，他们不会去这么做，他们只要拍到一些能证明关系很暧昧，的确不一般的镜头就行。

　　但有些委托人非要一些“暴露”镜头怎么办？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合法”。

　　陈德明说，一般来说男性被调查人和女委托人可能有多处住所，如果男当事人在其中的一个住所“出轨”，那就有办法了。“因为委托人是在自己家里装摄像机，这种行为并不违法。”另外，如果被调查人在公共场所“出轨”，那就更是可以合法地拍了。陈德明说，还有一种情况，如果被调查人虽然在屋内，但不拉窗帘，在屋外拍下的镜头也没问题。

　　但不管是在哪种情况下拍到的镜头，“私人侦探”们都会反复提醒委托人慎重处理照片和录像带，轻易不能拿上法庭。

　　酒店的婚外情取证法

　　在谈到如何处理委托人和法律之间的矛盾时，北京“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一负责人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典型案例。

　　该负责人说，北京一官员的夫人怀疑老公在外搞婚外情，她老公和另一个女人经常出入一家五星级宾馆。她要求调查事务所想办法进入宾馆，把一些性爱镜头拍下来。拍别人的性爱镜头是违法的，但委托人开出的价钱对公司的确是个诱惑。于是，他们和委托人达成协议，只要帮她取到能证明她老公的确和别人发生性关系的证据就行，而不一定要拍镜头。

　　签订协议后，他们首先了解到这名官员经常和另一个女人出入一家五星级宾馆。在一次两人退房后，他们迅速订下这间房，并要求不要打扫房间。这样他们入住后把房子里留下的一些毛发、床单上的精斑等证据取下，成功绕开了偷拍性爱镜头的敏感问题，同时达到了委托人的要求。

　　《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八条：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1993年9月7日）：

　　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

　　二、对现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要认真清理，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取缔。禁止以更换名称、变换方式等形式，继续开展类似业务。

　　三、要加强对公安系统内部人员的管理教育，禁止公安机关、武警部队的任何单位（包括公安、武警的院校、协会、学会）和个人（包括离退休人员）组织或参与“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工作。

　　记者体验：长时间蹲点成家常便饭

　　新快报记者　温建敏　王晓华

　　“‘私人侦探’的调查和你们记者的调查采访一样，没有什么好体验的。”记者在采访广州的几家“私人侦探”公司时，提出想体验一下“私探生活”，但几乎所有“调查公司”负责人都婉言谢绝了记者的要求。在经过三四天的死缠硬磨后，终于有一家公司同意了，条件是不能透露公司的名称和被调查者的任何情况，包括进行调查的地点、时间等。于是，记者充当了一回“私人侦探”。

　　在数天前的一个下午，大约是下午3时30分，在约定的地点，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停在记者面前，一年轻男子很友好地请记者上车。

　　车上连司机在内，共有三个人，年龄在二三十岁左右，都很随和，没有电影里私人侦探“戴墨镜、穿黑衣”的扮相那么“酷”，有一个看起来还特别老实。

　　请记者上车的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叫“阿华”，另一个叫“阿军”，开车的司机叫“肥刘”，这次“调查”的目的是到广州北边某地查一个“造假”的窝点。某知名品牌的公司发现在广州市场有大量假冒产品，委托“阿华”所在的公司进行调查。

　　“怎么查呢？”记者问。

　　“方法其实很简单，先找到一个销售假货的小商铺，这种商铺很好找，一般委托人就能提供，但打掉这样的小店没有用，委托人想打掉的是厂家或大窝点。找到（小店）后，想办法取得小店老板的信任，签合同，要一大笔货，小店肯定一下子拿不出来了，只有找供货人，供货人来送货后，跟着送货车顺藤摸瓜一般就能找到大的集散点甚至生产窝点，然后让委托人举报查处，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阿华”表示，接这么一宗业务，可以挣上几万块钱，相对其他的“调查业务”，算是获利最多的了，但风险也最大，不时地出现“私探”们被追杀的情况。因此，“调查员”从来都是十二分地小心，一旦被发现行踪，宁可放弃，“干我们这一行，安全永远是第一的。”

　　下午5时左右，面包车在一个市场停了下来，静静地停在一个停车场。

　　“肥刘”告诉记者，五十米外的一个小店就是目标。这个店他们前一天已经下过“饵”了，根据之前得到的消息，送货的车一般在下午6时以后出现。

　　这个市场较大，来往的车辆也很多，记者盯着盯着眼就花了。回头一看，发现“阿华”在后座睡着了，而“阿军”则燃起一根烟，继续盯梢。

　　闲聊中，“阿军”告诉记者，他们几个都是退伍军人出身，做这行已经三年了，一般来说一月能挣个三四千块。“干这行没什么特别的，能吃苦就行”，“阿军”说，“蹲十几小时，甚至二十多个小时是常有的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目标”却没任何动静。

　　晚上7时多，“阿华”醒来替换“阿军”，另一边，“肥刘”也睡着了。

　　晚上9时多，一些店铺陆续开始拉闸。

　　晚上10时，“目标”店铺“咣”的一声也拉下了门闸，一对中年男女走了。“阿华”推醒司机，“收工了，又白守了一晚。”（晓航／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