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飞“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被撤职人员仍在上班”的消息由新华社披露后，太和县工商局阳奉阴违、欺骗上级的做法立即引起舆论的广泛批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相关评论见昨日今报观察版）。不过，阜阳市检察机关的相关负责人却表示，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对太和县城东工商所几名干部的撤职处理显然缺乏有力证据（6月23日《中国青年报》）。
难道太和工商部门对处理决定只上报不执行的做法，真的有“背后原因”？
从新华社的报道来看，太和工商部门的有关当事人在欺骗上级的行为被揭穿之后，不仅没有丝毫的尴尬，反倒表现得底气十足。被开除者没有躲躲闪闪，倒是自豪地宣称“我们没脱一天岗”，并向记者出示了申诉材料。太和县工商局长更是一口咬定，处理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核心理由是工商部门不应对检查组查出的相关案件承担责任。
我们的耳根子自然不会软到一听太和工商部门的“背后原因”，就由衷地表示相信和支持。即便他们的说法得到了阜阳市检察机关“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所给予的认同，但最后的结论也还需要更加深入的调查分析后才能做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太和工商部门坚信自己是“手握真理”的。
问题在于，在上报虚假处理决定的事实面前，没有原由地不予执行和自以为有原由地不予执行。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既然太和工商部门一开始就认定自己有足够的理由不应当承担责任，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在做出“本身就是错误的”处理决定之前，把“背后原因”反映给国务院调查组呢？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一旦摆上台面，是谁的责任，该谁承担后果，一切都会清清楚楚，又何必弄成现在的局面？
这其中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驱使太和工商部门作出了不明智的选择。首先是一种拙劣的惯性使然，一遇到需要界定责任、承担责任的事件，不是想方设法查清事实分清责任，而是首先想到瞒和骗，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次是妄图揣摩上级意图，以为不提异议便能树立令行禁止的好形象，而提出意见建议便是消极对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第三是条块利益博弈，导致无原则妥协甚至讨好卖乖之举。垂直管理的工商部门在某些方面可以对地方不买账，但“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在受到地方压力的情况下，或者没有压力而基于投桃报李的心态，太和工商部门都有可能做出这点“小牺牲”。
但是上述三种原因都取决于这样一种逻辑判断的成立，那就是“上级可以应付，处理决定不必执行”。可惜，舆论监督的存在导致了这种逻辑基础的垮塌。对太和工商部门来说，无论“背后原因”是否成立，欺骗上级的行为都无法掩饰推脱。查清“背后原因”，对受处理的个人倒是有莫大的意义。此外，这桩事件作为劣质奶粉事件的一个子事件，有太多的东西只得各方面思考。比如，如何以实事求是医治欺上瞒下的官场病，以有效的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对付违纪者的侥幸心理，等等。对于太和工商而言，至少应该得出“欺瞒无益”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