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查处了河南镇平、濮阳的两起高考作弊案，又传来大学英语四级、六级考试有人舞弊的消息———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有湖北、江苏、北京考生反映，在四级考试前几个小时，考试的作文题目竟然出现在国内一个网站页面上；在英语四级、六级考试中，仅华中科技大学考点，即查出45名“枪手”；重庆一名大学女教师孔某因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逮捕，孔某屡次贩卖四级考试答案牟利，造成全国各地数百名高校学生作弊。
如此一桩接一桩的消息，让人触目惊心。对此，有媒体评价说，“看来，考场作弊不仅没有因为有关部门预防措施的严密、惩治办法的严厉而销声匿迹，反而更有嚣张和恶劣的势头。”那么，我们现在的问题在于：是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给了作弊者更多机会与信心？还是我们的考试制度尚有漏洞、“高压线”威力不够、难以遏制作弊者的疯狂？或是媒体对重大考试的监督力度加大，使得考场舞弊发案率大为“提高”？
站在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考场舞弊是场风险与收益的博弈；站在教育学的视角剖析，舞弊是对国家考试制度严肃性、公正性的悍然挑战；站在社会学的立场评判，它则是对全社会道德诚信的严峻考验。无论如何，考场舞弊是令我们全社会为之蒙羞的伤痛。
在考场作弊与反作弊的较量中，有两股针锋相对的势力：一股是坚定维护考试的公正公平，奉行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一股是千方百计要钻考试制度的空子，以违规违法的伎俩试图颠覆考试的公平原则。
前者当中，包括所有希望通过公平考试获取求学深造机会的学子及其家长，包括规则的制定者及诸多的主管部门，当然，更包括广大对考试制度的公平性、严肃性抱有很大信心的公众。他们痛恨投机取巧的舞弊者，强烈希望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给所有的考生一个公平竞争的空间。
后者当中，大致包括作弊考生及其协同人员，如“枪手”、窃题者、做答案与传递答案者，以及监考时对作弊者“视而不见”者，甚至包括事后一心想捂住真相的责任人员。
分析这两股势力的较量，可以发现，两者的得失对比，大不相同。
前者只有所失，没有所得，而所失往往是分散的、泛化的———出现一两起作弊的，具体侵害到某一个没作弊的考生多少考取的机会，并不显著，考试制度的设计者也不可能因此承担直接责任，公众的信心更是不易测算的变量。
而后者的所得往往是实实在在的———或侥幸考上大学、获得某资质证书，或是得到可观的经济或其它收益。而所失，往往无关痛痒———一旦案发，大不了，考生成绩作废，来年再考(而作弊者大多成绩本来不佳)；而考点资格被取消，牵连的多是无辜者；只有相关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或刑事责任追究这一点，对某些人能构成威慑，但这又必须以案发、且严格执行惩处措施为前提———恰恰是对这一前提，许多作弊者心存侥幸。
值得警惕的是，如果舞弊者总能侥幸逃脱惩处，那么，那些一贯信奉考试公正性的公众，所承受的分散的、泛化的伤害，也会一点点聚集、升温，最终，有可能酿成的后果是，丧失其对国家考试制度的敬畏，影响其对社会诚信的信心。
据报道，濮阳县高考违规作弊案发后，有11名相关官员及教师受到了党纪政纪的处理，其它作弊案件也正在深入调查之中。肯定地说，让所有作弊者得到应有惩罚，以儆效尤，是我们维护国家考试制度的严肃性、还所有规章守纪的考生一个公道所必须要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