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的办学主体是多元的，学校自主考试，学生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大学，最后自己决定上哪所大学。

　　学生为考上好学校而展开的竞争，与学校为录取到好学生而展开的竞争，汇聚到一起，最终将实现各种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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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评论员/秋风

　　1929年夏天，钱钟书跟堂弟钱钟韩高中毕业，一起报考清华大学。入学考试时，钱钟书拿到数学试卷一看，几乎全不会做，蒙了几道题后，就匆匆交卷，最后的成绩是15分。按照任何一个学校的规定，这样的成绩都不可能被录取。但他的国文和英文成绩特优，英文还得了满分，校长罗家伦一看钱钟书的国文、英文，大为赞赏，立刻决定将其破格录取。

　　当然，放到现在，大学也是可以录取特长生的。不过这个故事还没有完。钱钟韩也考上了清华大学，而且总分是第二。但是，为了跟堂兄较劲，他没上清华，而去了交通大学读书。他同时报考了这两所学校。

　　钱氏兄弟所经历的就是民国时代最典型的大学招生录取制度：学校自主考试，学生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大学，最后自己决定上哪所大学。

　　国立、私立、教会大学共存，中国大学出现了一个多元时代

　　这种考试录取制度是跟当时的大学制度有关的。在民国时代，大学的办学主体是多元的，既有政府创办并拨付经费的国立大学(包含省立、市立)，也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国立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固然是办得非常好的大学，但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也办得极好，它们却是私立大学。在当年，它们完全可以和国立大学比肩，而且它们都是综合大学，具有非常优良的人文传统。

　　至于教会大学，1915年统计，共有36所。基本上最好的医学院都是教会大学，比如协和医学院、设在长沙的湘雅医学院、设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燕京大学则是教会大学中非常出色的综合性大学，其校园就是古色古香的燕园，即如今的北京大学所在地，而燕京大学最后一任校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比较出色的综合性教会大学还有辅仁大学、东吴大学(那里的英美法研究是最好的)、岭南大学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设想有什么全国统一的高校录取考试制度——大多数大学不是政府的，政府怎么能够代替大学组织出题考试？在这种办学主体多元、甚至非国立大学占据主流的制度下，当然只能是各学校完全自主地考试招生，国家教育部仅制定有关招生原则，进行协调。

　　大学独立招生录取，也是当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原则的必然要求。大学要独立，当然包括独立地按照自己对学生的要求考核学生；学术要自由，当然需要在选拔人才方面的自由；而教授治校，当然也包括教授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录取学生。

　　政府教育部门也不得不尊重这样的原则，一般不大干预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北洋政府教育部也曾经对各校招生考试提出过要求：招考预科生，命题须依照中学毕业程度，勿使太过或不及；各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招考新生，除外国语外，其它各学科，应以本国文命题……这样的规定，其实是没有多大实际意义的。

　　因此，在民国时代、尤其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校都独立地组织招生录取。考试形式与录取方式是灵活多样的，一般是先公布招生章程，向社会通告招生人数、报考资格、考试科目、考试的时间、地点和入学相关事宜，然后自行组织命题考试，确定录取标准，并自行录取学生。考点的设置往往根据生源情况而定。

　　学校自主出题，学生可参加多次考试，高考成为学校与学生的互相选择

　　当时的大学也有综合性大学、学院和高等专科之分，每类学校根据自己的要求出题，如高等专门学校，除国文、外文、数学为必考科目，还根据本校专业设置，考核学生相关科目：法政类的专门学校一般增设历史、地理，工业类的专门学校增设理化与绘图，医学类专门学校加试理化、博物。有的学校还举办预科和本科等多层次入学考试。

　　至于考生，当然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这些学校的考试时间一般都会错开，以方便学生进行安排。因此，对于中学毕业生来说，将会渡过一个“考试季节”，而不是两天三天就考完了。

　　这当然比较麻烦，但却意味着他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而不是一次定终身。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学校单方面录取学生，而是学校与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

　　学生由学校自己招收，文凭当然也是由学校自己来颁发。而学校、尤其是名校，顾及自己的声誉，一般都会奉行宽进严出的政策，不会随便颁发毕业证书。比如，在梅贻琦主掌清华大学的时候，从入学到毕业，物理系的淘汰率一般在50%左右，最高的一届竟然高达80%。

　　当然，一些比较差的学校，为了获得生源，难免降格招考。不过，其文凭也不被社会所普遍认可，逐渐也就为社会所淘汰，最终，学生为考上好学校而展开的竞争，与学校为录取到好学生而展开的竞争，汇聚到一起，由此使好学校的名声更好，最终实现了各种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

　　当然，文科因所需办学经费少，而且，毕业生也容易进入仕途，因此，招生规模一直居高不下。1931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为44167人，其中，法政、文哲、教育、商科占74.5%，工、理、医、农科仅占25.5%。这与其说这是高校独立招生制度造成的，不如说是由社会需求的本身结构造成的。

　　后来，随着30年代初中期政治统一，经济快速增长，社会对自然科学和工程类人才需求增长，学生的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各大学这方面的招生人数快速增加，到1937年，全国高校文科生比例降为48.8%，理、工、农、医实科类学生的比例则增至51.2%。

　　高等教育一元化悖论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出于战争目的，试图加强对教育的控制，蒋介石提出“教育界要齐一趋向，集中目标”，诸如课程表、教科书、教授资格审查、教师的聘任和待遇，都要按照教育部的“部颁标准”行事。而在考试录取方面，就是实行“联考制度”。教育部先是在国立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试行“联合招生”；1938年9月，正式实行国立各院校统一招考。其后，统一招考继续发展。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联考，仅仅包括国立大学(包括省立、市立)，也即政府所办大学，并不包括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因为政府只可能直接指挥自己创办的大学，而不可能直接干预私立或教会大学的招生事务。当然，即使对于政府所办大学，政府的权力也是有限的，比如西南联大就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

　　50年代初，海峡两岸不约而同地走上高校统一招考之路，台湾自1954年起实行“联考制度”，大陆则实行全国统考制度。所有大学校系都用一种统一的、也是惟一的考试方式招生，校方只是被动地按照这个统一考试的成绩择优录取，基本上不考虑考生的专长问题，考生的志愿也在其次。

　　这种制度让高等教育“单向化”，也即按照一套标准，将大学、院校、专科分成一个自上而下的等级体系，把学院降格为“次一级的大学”，专科则沦为“次次一级的大学”，从而使整个高等教育趋于一元化，而取消了学院与专科学校自身的独特性，他们只能招收大学筛选后的学生，其生命力日渐衰微。从80年代后期以来，不管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出现了专科、学院竞相升格为综合性大学的热潮。结果，却使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更加严重地脱节。

　　更糟的是，这种联考和统考制度把经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教育理念的冲击而逐渐被人遗忘的科举考试观念，又复活了过来，并且以平等、公平等好听的现代字眼加以修饰，从而扭曲了整个社会有关教育、考试的观念。这样的错误观念，始终是趋向于扩大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自由和独立性的教育改革的主要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