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实行这种制度的前提是大学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本文对当前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讨论提出另一种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是，实行这种“国际接轨”与我国当前实行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是否可以兼容？

　　文/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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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对于中国的高考制度，要求变 “统考”、“统招”为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呼声越来越高，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据是，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也是大学自主考试招生制，因此，现在的中国应该而且可以实行这种考试招生制度。

　　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自然很有“道理”，是“应当”实行的，但揆度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此种制度却难以实行，倘硬要全面实行，只会造成更多、更严重的弊病，因为实行这种考试招生制度的一个不可少的前提就是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究竟什么是大学的“独立性”？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的一些具体事例来看出。

　　1969年基辛格以哈佛大学名教授身份要出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仍想保留哈佛教职，哈佛大学却对他说“不”，在官职与教职中他只能选择其一，而不能兼得。“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权力炙手可热，大学却可对他说不，显示出大学的独立性。

　　五四运动中，北大一些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表示：“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并多方奔走，挺身营救被捕学生。营救成功后他便辞去校长之职，并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抗议政府对他治校的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

　　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加紧对大学的控制。针对这一情况，梅贻琦主政的西南联大教务处拟定《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这份决议由梅贻琦转呈教育部)指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唯此以往，则大学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这篇文章虽然不出自梅手，却表明了他坚持学术自由的决心，即使顶头上司教育部违背这一原则，也毫不留情地抗争到底。

　　1946年8月，吴晗回到了清华，受聘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而吴晗的左派言行已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8月16日，教育部曾接到指示并且密电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称 “共党分子吴晗前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自六月初旬来沪后，其活动颇为积极，在学界活动尤烈，常至各大学校及左派之群众集会作公开讲演吸收青年。兹悉该吴将于八月初旬受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希望清华不要再聘吴晗为教授。但梅仍坚持聘吴为教授。

　　哈佛是私立大学，“不买政府的账”还说得过去，而北大、清华是国立大学，主要由政府拨款，蔡、梅竟也不同意政府干预，颇有些“匪夷所思”。其实，在他们和当时的社会观念中，大学是公共物品，政府有责任出资办学，但具体怎样办学，则应由蔡、梅这种专门人才主管，政府不得随意干预。当然，除了观念因素以外，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一个相对强大的民间社会，有民办大学、教会大学的竞争，有公众舆论的强大压力，这些都是大学能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素。

　　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变并非一般意义的政权更替，而是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在这种新社会结构中，教育资源完全由国家掌握，大学都被列为国家事业单位，校领导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以前一般是局级，近年少数大学校长升为副部级)。

　　因此，才会有各校(甚至最著名的大学)竞相聘请高级官员到学校任教、兼职，因为所请官员级别越高，学校能得到的各种优惠资源越多(包括声望也是一种资源)。在这种权力架构中，如果大学有自主考试招生的权力，校方实际很难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即便在现在实行严格的统一考试招生制，每到招生时有关人员已为来自各方的电话、“条子”所苦，感到难以招架，如果再扩大校方的招生权限，其后果可想而知。

　　总之，大学自主考试招生的前提是大学要真正具有独立性。(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