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处在温州的绿肺三(土羊)水乡。这里水网密布，周围是翠绿的大罗山，是温州建设生态城市的一个重要窗口，把戒毒所设在这样一个山环水绕美不胜收的地方，颇有一番苦心。

　　6月22日下午2点，在做过必要的证件登记后，管教拿了钥匙，领着记者穿越重重的四道铁门走进戒毒所。曲曲折折的铁门背后静得能听见落叶飘落在地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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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建象与其他3名染上艾滋病的吸毒者住在离其他戒毒人员稍远的地方，当天值班医生是冯金林。

　　因为艾滋病，这个群体就明显特殊，被戒毒所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和其他的戒毒人员隔离。他们一般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的时候管教人员负责把饭从窗里递进去，即便规定的时间可以出来活动的时候，也不能跟别人随便说话。

　　可能是记者初次面对面接触艾滋病人的缘故，心里未免有些紧张。管教人员却淡淡一笑，“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多了。”戒毒所医生冯金林告诉记者：“已经给他们服用了美沙酮，毒瘾基本上会被控制下来。”

　　1．二进监所

　　19岁的刘建象看上去是个很老练的“老江湖”了。来自贵州省江口县的他已有多年的吸毒史。是戒毒所中4名艾滋病患者中最年轻的一个。

　　2000年，15岁的刘建象开始接触毒品。“老家毒品太多了，我天天在一块玩的好几个朋友都‘吸粉’，我当时还小，看着好玩。”初中毕业后，他到温州找事情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在朋友的极力劝说下，他吸了第一口。其实跟大部分的吸毒者一样，起初他也没在意，逐渐地，他迷上了毒品。后来，刘建象的毒瘾越来越大，“吸粉”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开始尝试静脉注射毒品。

　　他的父亲去世早，善良的母亲起早贪黑操持家庭，一心盼望儿子有出头的日子。“怎么说，我都对不起我的老妈。”“白粉”的市价是每克300元人民币，按照他的毒瘾，每天需要近1克的“白粉”。刘建象的家庭无法负担他吸毒昂贵的开销，他自己的一点打工收入也是极其微薄。刘建象说：“知道我吸毒后，母亲劝过我。她还托几个在温州的老乡看住我，管住我。”

　　2004年2月25日，刘建象因为吸食“白粉”被公安机关抓获，第一次被送进了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在这里，刘建象接受了专门的艾滋病血液检测，一周后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他呆住了，当场就流下了眼泪。

　　可对于染病的途径，刘建象还很诧异：“我是和别人共过针头的，但我都用水洗过，或者用开水烫过啊。”原来在毒瘾发作的时候，刘建象经常和其他人共用针头，在医生的解释下，他才第一次听说原来听起来很可怕的艾滋病会通过这种方式传染。

　　36天后，他就被批准所外执行戒毒。周围的朋友远远地躲着刘建象，在他们的眼中，刘建象俨然是个异类。刘建象感到很孤独，哪怕是一些安慰他的话也没有，仿佛整个社会对他没有任何的宽容。于是他再度自暴自弃，重新染上毒瘾。

　　4月29日，他被鹿城公安分局南门派出所抓获，再次被送到强制戒毒所。“我好像做了一个没头没尾的恶梦呀。”刘建象狠狠地抓了抓自己的头发。

　　2．注射惹祸

　　在宽松的制服下，身高1.60米的刘建象显得很瘦小，脸色还算红润，皮肤较白，如果不是之前看了他的简历，很难会把他和艾滋病联系起来。

　　他对记者说，毒瘾发作的时候，呕吐、头晕、流鼻涕，难受极了，有时候药店关门了买不到针头，就用朋友的针头。借他们针头的时候刘建象不知道他们有艾滋病，这不是无异于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吗？

　　可能是出于普遍的心态，刘建象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态度。这个小伙子说，在所外执行戒毒的日子里，他和老乡经常住在一个录像厅里，花五块钱就可住一晚。这家录像厅通宵营业，里面空气非常污浊，横七竖八躺着人。他和他的老乡们白天吸毒，然后睡觉。醒来随便吃点什么，然后再注射一次，再睡一觉。等天色暗的时候就开始“工作”，干一些小偷小摸的活。这种昼伏夜出的生活持续了一段时间。

　　戒毒所的医护人员告诉记者，像刘建象这种毒龄长的病人，最初是在手臂上的静脉密密麻麻地扎针头，到后来，静脉萎缩坏死，就只能扎股静脉。

　　记者在刘建象身上清楚地看到，有两条长约15厘米左右的黑色印记，像两条黑色的蜈蚣爬在他瘦弱的手臂上，这是长期用针头扎进静脉注射毒品留下的痕迹。刘建象说：“刚刚注射毒品的时候也很疼，后来习惯了，也就麻木了。我在吸毒的人中还不算最严重的，有的人注射的次数太多了，静脉已经找不到了。”

　　冯金林告诉记者：“他们的艾滋病可能都是吸毒交叉感染的。有些艾滋病人要打盐水，因上下肢静脉都坏死萎缩，只好打颈静脉和股静脉。”

　　病人终归是病人，才问几句话，刘建象就一副很累的样子。他总是低着头，记者一问到他在温州的生活，他就表现出很不愿意的样子。

　　3．隔离生活

　　刘建象说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6：30起床，中午休息两个小时，晚上10时准点睡觉。平常适当参与康复劳动或者看看报纸什么的。

　　戒毒所的领导和管教民警对他们也特别照顾。“他们总是问我们在这里感觉怎么样，需要什么帮助等等。”

　　他们现在被隔离，住在戒毒康复中心，每天房间的门都是上锁的。

　　这里还有专门的医生负责对艾滋病人的治疗，冯金林说，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给他们适当的营养，提高他们的免疫力，二是从思想上缓解他们的压力，告诉他们艾滋病并不像社会上传说的那么可怕。

　　一位管教人员还介绍说，为了防止与其他戒毒人员互相感染，戒毒所必须将他们隔离，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轻松、愉快的环境，让他们尽量拥有好的心情。

　　4．家在何处

　　得了艾滋病以后，刘建象感觉自己全身不舒服，呼吸有些困难，脚时常会发痛和起痒。后来这种症状越来越频繁，现在基本上每隔10天就要发一次低烧，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医生说他这是免疫力下降了。

　　刘建象已有多年没回过老家了。为什么不回家呢？面对记者的提问，刘建象反问记者：“回去干嘛？老家很多人都知道我‘吸粉’，看不起你。过年你到人家家里玩，人家也会嫌弃你。我难过也没有用，哭也没有用，只好放宽心，不想那么多。”

　　“因为家里穷，装不起电话，管教民警给我的老妈写信，告诉她我在这里戒毒。但她不知为什么没有来。不过这样也好，我真的不想让她知道我得了这种病，她会受不了的。”

　　刘建象接着说：“我妈过去只知道我在温州打工，不知道我得了这个病，我想治也没有地方治，偷来的钱也刚够我吸毒。我还不到20岁，也不想死，但这个病听说是绝症，最多也就两三年了。”

　　关于今后，他低下了头，好久才说了一句：不想回家，不想让母亲伤心，出所后，一个人流浪，然后默默地死去。

　　就在发稿前的昨晚，记者给收留4名艾滋病吸毒者的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打了个电话，所里说，他们目前的情绪都还比较稳定，其实他们心底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有一天，能到自己的家里。

　　回家，是的，他们最终应该是要回家的，在戒毒后，他们是应该回家的。但愿那时当他们仅仅作为病人回家时，回家的路不太遥远，不太崎岖，不太孤单。

　　5．社会话题

　　“挽救艾滋病吸毒者其实是个社会话题。”市公安局强制戒毒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希望全社会高度重视起来，杜绝毒品，杜绝吸食毒品，杜绝因注射毒品而感染艾滋病。

　　在采访中，记者感到戒毒所收留了4名艾滋病吸毒者要付出很大的压力。从工作上有压力，从心理上也有压力，万一这些患者咬你一口，抓你一下的话，有可能就传染上了。

　　“但既然来了，我们就得认真对待，在帮助他们戒毒的同时，也帮助他们在艾滋病方面的治疗。”

　　“管教跟他们讲清楚，是否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那是法律的事情，既然在这个监管场所，希望大家相互配合把这个时间度过去，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尽量满足，只要不是过分的要求。”

　　强制戒毒所的负责人说，这些人具有双重身份，他们不仅是吸毒的违法分子，而且还是需要救治的艾滋病患者，在管理上更要体现出人性化。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拯救艾滋病吸毒者关键在我们整个社会。他们呼吁人们进一步增强对艾滋病的认识，让大家知道平常生活的接触中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减少大家对艾滋病的恐惧感，同时尽量为这个特殊群体创造一个相对宽容、理解的空间。（温州都市报戚人伟陈秀丹）（来源：温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