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勤

　　“搞了一辈子治沙，我没见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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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财的。” 王北，宁夏农林科学院原研究员，从事了４０多年治沙研究的专家，如此直率放言。

　　更明确地说，治沙是发不了财的。至少现在。

　　王北对媒体一度热衷的“治沙致富”新闻持保留态度。他说，这两年出现的“治沙热”值得警惕。

　　看看石光银、牛玉琴、白春兰已经累积的堵也堵不住的债务黑洞，就能明白，沙漠不仅吃人，而且吃“金子”；治沙，不仅是对人类身心的严酷考验，更是对人类生存智慧的严峻挑战。

　　１９８４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最早提出“沙产业”的概念。他的设想是，在沙区利用生物机能，采用高新技术使生态资源不断发展和再生，从而形成具有一定规模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简言之，就是在寸草不生的沙漠上发展农业经济。

　　事实上，在中国西北，在毛乌素沙漠边缘，民间治沙力量正自觉不自觉地托举起沙产业的雏形。与沙漠战斗了一辈子的人们发现，除了拥有绿色，自己依然两手空空。他们渐渐明白，向沙漠要粮食、要土地、要收入，如此，方能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方能永远守护住自己的家园。

　　然而，正如他们当初赤手空拳将绿色顽强地挺进沙窝深处的艰难一样，民间治沙面临着新的窘境。

　　石光银的治沙蓝图描绘得很精细。旗下的４个股份制分公司大都刚刚启动，其中奶牛厂已初见成效。他的设想是，林地里大量的柠条等饲料林可以加工后供应给牛羊，企业有了结余又可以“反哺”到治沙上，如此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他甚至想到了“公司加农户”模式，大家一起奔小康；想到了“以牧养农，以林养牧”的路子，让养殖和种植互为促进。

　　“在产业发展策略上应有明晰的思路，不能全面撒网。”一位专业人士对石光银发出审慎的忠告。

　　王北在白春兰的林地里转了一圈后，“把脉”道：治理路线有问题，养殖、种植缺乏统一、合理的规划；运作机制没解决，产业发展流于“空心化”。

　　这其实也是眼下许多民间治沙公司的现状：生态效益显著，但经济效益还没有凸现，根本原因在于缺资金、缺人才、缺机制。

　　王北认为，资金是当下民间治沙的发展大碍。除此之外，由于思想观念滞后，信息、技术不畅通，造成许多民间治沙者只能一路摸索，在实践中缺乏合理规划和明确思路，表现出盲目倾向。国家应在相关政策、技术和人才上给予适时的引导和扶持。

　　“我们已经进入生物经济时代，仅仅着眼于生态效益的治沙方式已经过时，也是不能持续的，必须走出一条治理与开发相结合的路子。”王北说。

　　但是，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第一步，李青山，定边县林业局副局长提出建议，民间治沙作为未来发展的一种主体力量，国家可以考虑采取先鼓励造林后进行生态补偿的政策——如此，至少不会再出现一座座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债务大山。

　　第二步，能不能再帮他们一把？“目前，民间治沙想申请项目非常难，这是个大问题。其实，沙治好了，绝不仅仅个人收益，而是整个地区、国家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为什么在项目申请上不能给予考虑呢？”王北多次发问。

　　生态和利益，绿树与金钱，民间治沙最终能否二者得兼？

　　王北提醒：切莫急功近利，应按科学办事。沙地从造防风带开始，启动灌溉系统，到防风固沙，改善土质，这是一个需要大投入且相当漫长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才可以考虑从事种植药材等经济活动。

　　“真正干起来，只有后期才有收益”。

　　对于这些已成立多年且背负着大大小小债务的民间治沙公司来说，沙产业不过刚刚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子。能望见远处的绿了，但远远没到采收的季节。

　　链接

　　沙漠有史前形成和史后形成两种类型，史前形成的如我国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史后形成的如毛乌素沙漠、科尔沁沙漠，地理学称之为“荒漠化”。前者是不可治理的，后者往往人居量大、资源丰富，所以是人类治理的重点。

　　联合国对“荒漠化”的定义是，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等因素使干旱、半干旱和具有干旱灾害的半湿润地区的土地发生了退化。

　　荒漠化，意味着人类将深受失去基本的生存资源的威胁。

　　中国是世界上沙漠化危害严重且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１９８０年代以来，中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平均每年扩大２１００平方公里，每天就有５．６平方公里的土地荒漠化。来自国家林业部的统计数字说，每年因沙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５００亿元，直接受其危害影响的人口约５０００多万人。近年来，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并于２００２年１月开始实施《防沙治沙法》，力图在２０１０年初步遏制全国荒漠化扩展趋势。

　　荒漠化在全球有加剧扩大的趋势。１９９８年，全球有１００个国家，９亿多人口受其影响，预计这一数字到２０２５年将会翻番。１９９４年１２月，联合国大会确定６月１７日为“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这个世界日意味着为防治土地荒漠化，全世界正迈出共同步伐。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６日生效，其目的是利用创造性地方规划和支持性国际合作来预防并消灭造成沙漠化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