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高端访问》主持人水均益专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写下采访手记：

　　6月14日，虽然是初夏，但是京城已经迎来了火热的夏天。我西装格领的守在国际饭店顶层总统套间的电梯前，耐心地等待一个贵客。摄像刘艺在后面开着机器，镜头直对着电梯门。电梯上那个红色的显示楼层数字开始变化，16，17，18，19。门开了，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张中国人民再熟悉不过的面孔。我大步走上去伸出手，对来客说，“欢迎您，基辛格博

中国互联网络调查问卷 抢注旺铺得超值礼物 中国报刊广告推介年会 夏季房展6.24国贸开幕

士，这是我们第五次会面了。”

　　第一次采访基辛格博士是一九九四年五月的一天，也算得上是几次采访中最戏剧化的一次。

　　那一年，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正打得一塌糊涂。在这个当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应邀参加“九十年代中国外经贸战略国际研讨会”，《焦点时刻》当时非常想采访基辛格博士，但是博士当时没有同意，理由只是一个字：“忙”。

　　我没有死心。打听到基辛格博士下塌在燕莎中心的凯宾斯基饭店，我立即带着一名摄像赶到了凯宾斯基，在饭店的大堂里坐了下来，随时准备出击。

　　不一会儿，门口开来了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从车上下来了一位中等个头的白发老人。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基辛格，但是就凭着他频频在各个媒介的“曝光”，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来了！”我冲着正在一旁沙发上打盹的摄像大叫了一声。摄像听到我的话，腾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一把把摄像机扛在了肩膀上，问我：“哪儿？”

　　基辛格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走进了饭店，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走了过来。我迎了上去，几步走到他的面前，举着话筒对他说：“基辛格博士，我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只需占用您一分钟问您一个问题。”

　　还没有等他答话，我马上就提出了关于最惠国待遇的问题。

　　博士稍稍一愣，他看看旁边的人，那眼神似乎在问：“这是怎么回事？”边上的人眼睛里一片茫然。

　　然而，多年职业外交的生涯使得基辛格马上意识到木已成舟。

　　他简短地回答了我的问题。然后很快地就走开了。当我对着他的背影说了声“谢谢”的时候，他的头微微地点了点。

　　这就是我与基辛格第一次见面——简短而又冷漠。基辛格说话的声音非常地低沉，但却很有磁性。从他嗓子里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会在空中产生一丝细微的震荡。经《焦点时刻》的录音师用声音均衡器测量，证明基辛格的音质属于专业录音师们认为最理想的那种声音。

　　这次“伏击”虽然短暂，但是让我有机会能和基辛格博士身边的人能直接接触。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基辛格的秘书告诉我们说，博士明天上午能抽出五分钟接受专访。我赶紧道谢，没有对这个苛刻的五分钟表示异议。出了饭店，我对摄像说：“五分钟？到时候恐怕就由不得他了。”

　　比起第一次算不上采访的采访，第二次的专访就正式的多了。基辛格身藏蓝色的西服，脸上挂着依然如故的严肃。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位曾几何时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是一位在年龄上和我相差整整四十年的沧桑老人。同时，基辛格博士还是一位很容易让坐在他对面的“小记者”感到无所适从的“老外交”。

　　“基辛格博士，在冷战结束前后的这些年，国际关系显然发生了很多变化，您认为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是朋友呢还是敌人？”看见基辛格坐定后我马上开始发问。

　　这个问题是我和“盖导”、方宏进商量后决定问的第一个问题。基辛格是一位风云人物，也是一位面对过无数记者的行家里手。因此，我们的问题上来就要“狠”，要让他意想不到。这样他才会认真对待坐在他对面的这个“小记者”。

　　听到这个问题，基辛格没有马上回答。

　　他从刚才斜靠着沙发扶手的姿势中稍稍坐正了一点。他举起右手，用一个英文里常用来帮助说话人思索的语气词“WELL”开始了回答。从基辛格的眼神和语气里，我感到我这第一问题略微让他有一点意外，也让他对我戒备了起来。他大概意识到我可能还有一个更“狠”的问题跟在后面。当我紧跟着问我后来的问题时，基辛格听得格外认真，不住地点头。 从他如此的谨慎中，我知道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基辛格现在绝不敢只拿我当一个好对付的“小记者”。

　　由于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我们此后的采访进行得异常顺利和精彩。按照“盖导”的部署，我采取了“打一巴掌揉三下”的策略。每当提几个尖锐问题之后，我都会赶紧送上一个令基辛格很舒服的问题。比如，回忆一下一九七一年那次光辉的秘密访华、谈谈他自己现在的工作和生活、会不会打乒乓球、这次有没有吃烤鸭，等等。不知不觉中采访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来那个苛刻的五分钟限度。

　　当我站起身的时候，我习惯性地看了看表。整个采访一共是二十五分钟。 我们那一期《焦点时刻》后来获得了《东方时空》的季度金奖。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决非一个金奖那么简单，因为

　　这次见到基辛格已经是2004的夏天，昔日叱咤政坛的外交家已经是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但是在那副标志性的黑边眼镜后面的双眼依然闪烁着锐利的光芒，让人永远猜测不到他思想的速度。要不他怎么会当年在二十分钟之内说服以色列停止眼看就要获胜的阿以战争呢？

　　这次采访我们争取到了40分钟的时间，是我迄今为止争取到的对基辛格最长的采访。世界格局风云变换，要在其中找到理出头绪，找到合适的话题谈何容易。但是今天坐在基辛格博士前面的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凭着我多年的经验，从新闻进是最容易也是最容易打开话题的，所以我们首先谈起了里根总统的去世。

　　基辛格到底是基辛格。谈起里根并没有涉及太多的个人感情色彩，而是用他一贯冷静严谨的语言来评价里根，“他当总统的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而他也为那个关键时期做出了正确的决策，这对后来美国政策的演变起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他作为一名总统确实有过人的才干，称得上是一名杰出的总统。”对于冷战的结束，基辛格也对里根总统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一两个回合后，热场的功夫也差不多了，我话锋一转，向博士抛出了9·11这个大话题。做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话题肯定是跑不了的。果然，博士的话马上就多了起来。对于9 11，基辛格博士和大部分美国人一样，第一反应都是震惊，因为这是一次“不知道敌人是谁的袭击”。但是做为一个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特别强调这个事件也是国际事务进入新的一个阶段的里程碑，理由是参与玩牌的人从原来纯粹的国家增加了个体组织这个因素。

　　这个时候，我提出了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请他评价时下流行的帝国论，因为有一种说法就是9 11在给美国带来巨大打击的同时，也为美国在全球输出其价值观和政策提供了一个契机。

　　这个问题基辛格听得很仔细，回答的也很精彩，因为越是尖锐的问题往往能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力量悬殊达到像美国今天这个水平。即使是在古罗马帝国时期，或者是中华帝国，世界总有另外一个国家能与之抗衡。但是美国的有识之士知道，如果你要征服全世界，你首先必须把自己变成一个帝国，而每个帝国迟早都会从内部瓦解，所以这种征服论调并不是美国的主流。”

　　说完了9 11，我们的话题很自然的转到了伊拉克上，因为就在几天前，联合国刚刚出台了一个对伊拉克战后管理的新决议。“这个决议我们早该一年前就出台了，这是美国在伊拉克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胜利后，不该单独对伊拉克实行占领。”

　　“但是美国在参战前确实把这个问题上交了联合国，然后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这对联合国和国际社会都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我抛出了这个让美国政府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硬伤”，看博士怎么接这个烫手的山芋。

　　基辛格这时坐直了身体，看来这位职业外交家准备反击了。面对这种问题，老练的回答者都不会正面回答，而是先言顾左右而言他。基辛格选择了冷战中中美建交展开回答，真不愧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务卿，“如果你看看冷战的历史，所有的外交战争都是绕开联合国的。如果我在1971年的时候来到中国，对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说, 美国只有在整个联合国支持的情况下才会跟中国建交，我想你们的领导人也不会相信。所以小心谨慎是没有错的，问题能去联合国解决当然也更好。但是在这个特殊的例子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这时的基辛格已经完全恢复了当年舌战群雄的风采，用语犀利，一句废话也没有。当谈到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的时候，基辛格的回答可谓是滴水不漏，从立场到用语都和美国政府发言人没有区别。这位认识毛泽东开始所有共和国领导人的外交家，同样熟知那个时期所有美国的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这么多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基辛格博士始终抱有一个乐观的态度，认为两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从根本上是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的。

　　面对这位80高龄而依然侃侃而谈的老人，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博士先生，昨天，在得克萨斯，美国前总统布什从一架直升机上用跳伞来庆祝他的80岁的生日。他告诉周围的人，他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想告诉全世界的人，他的生命远远没有终结。您那您会有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仍然充满活力，积极向上呢？”

　　面对这个问题，基辛格露出了美国人一向的幽默，“我也80多岁了，我的生命也没有终结，但是我不需要通过从一架直升机上跳下来才能证明这一点。别人的想法是很有意思，但是只要你做的是你相信的事情，只要这件事不仅仅是自娱自乐，只要你在这个过程中也为别人做了贡献，我想你的人生就有了意义。在这方面我是个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