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者：赖海晏 整理撰稿：赖海晏张宇

　　“七一”前夕，我重读了石辟澜烈士的弟弟石泉安同志送给我的《石辟澜》一书。从中，我看到广东省原政协主席吴南生为此书的题辞：“石辟澜同志为人民奉献出自己的一切人民将永远纪念他烈士的英名永垂不朽”。我还听说吴老是当年大力支持此书出版的人士之一。

中国互联网络调查问卷 抢注旺铺得超值礼物 中国报刊广告推介年会 夏季房展6.24国贸开幕

　　吴老和烈士都到过延安，都是既拿笔也拿枪作斗争。烈士办《新华南》，文章写得精彩，吴老是作家，出过《松柏长青》……我想，如果在“七一”之前，请吴老就为《石辟澜》所写的题辞，谈谈革命先烈，该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吴南生同志是我们革命的老前辈，又是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主要开拓者，他经历了党从革命斗争到国家建设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和吴老的对话，有更深远的意义。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来到吴老的家。墙上挂着吴老的书法作品，桌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书香隐隐，茶香缭绕，不大的居室安静而雅致。在这浓郁的文化氛围中，我们开始了对话。吴老谦虚地坐在电话机旁边的侧座，而把主座留给了我们。休息时，我们翻看照片册，才发现主座那个位子是胡锦涛主席到他家时坐过的。

　　抗日战争初期，石辟澜就是广东省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之一。

　　《石辟澜》一书，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革命烈士英勇斗争的事迹。从扉页上林林总总的题辞中，烈士的个性可见一斑。如夏衍的题辞是：“正直刚毅，无畏无私，舍己为人，死而后已。”杨应彬的题辞是：“笔杆枪杆文场战场勇士姿质发热发光”

　　访问者：最近，我重读《石辟澜》一书，感触颇深。您和石辟澜曾是战友，能谈谈吗？

　　吴南生：“七一”前，谈谈石辟澜，谈谈缅怀先烈，缅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承传这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养分，是很有意义的。

　　访问者：那就请您从如何认识石辟澜烈士谈起吧！

　　吴南生：抗战初期，石辟澜就是广东省文化界的著名人士之一。当年他办《新华南》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名、很有影响了。他是在1939年主办广东省委刊物《新华南》半月刊的。本来当时刊物就少，像这种进步刊物就更少了。我很喜欢看这个《新华南》，也就久仰石辟澜的大名了。但真正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却是在1942年“南委事变”后。

　　访问者：“南委”是什么意思？

　　吴南生：南委就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出机关，领导江西、粤北、粤南3个省委和潮梅、闽西、闽南、桂林、湘南5个特委。南方局书记是周恩来，南委书记是方方。（说到这，吴老立即请秘书张宜光复印一份《一场特殊形式的对敌斗争》，给我们参考）。“南委事变”发生后，组织通知我立即负责安置掩护方方同志和从南委、潮梅特委撤退的负责干部，并安排他们去重庆或新四军转赴延安。1943年，我送方方同志启程前，他给我交待工作时提到了石辟澜。当时，南委遭受了大破坏，南方党也受了大破坏，形势非常危急。方方同志要我向当时的潮梅特委书记林美南传达，要他设法与东江纵队取得联系，通过东江纵队电台与中央取得联系。为此，可派王森泉（王致远，当时任梅县县委书记）到惠阳找丘琮。

　　访问者：吴老，您记忆力真好。

　　吴南生：不能全凭记忆。昨晚为了查准历史事实，我还看《石辟澜》到深夜一点才休息，今天一早起来，又和王致远打了一小时电话，（吴老像是又沉浸到那革命历史的回忆里）这话匣子一打开啊，就没个完。我只好叫“停”———因为约了你们。

　　访问者：那丘琮又是谁？

　　吴南生：丘琮是鼎鼎大名的丘逢甲的儿子，是一位影响很大的爱国人士，因为当时不知道丘琮住在哪里，方方同志说，安排美南去问石辟澜。这时我才知道石辟澜是共产党员。后来，也才知道他当时是粤南省委宣传部长。粤南省委负责香港、东江一带工作。这时，日本占领了香港，石辟澜同志肺病较重，因此，南委决定让他转移到梅县休息。也是后来才知道。在方方同志动身去重庆后，我立即奔赴梅县晤美南同志，我会晤美南时所住的农场，也正是石辟澜所住的农场，但“咫尺天涯”，无缘相见，也不能相见。1943年，石辟澜到延安，我随后也去了，很巧，一起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这才真正见了面，有时几乎是天天见面。历史就常常是这么有趣。

　　当年许多细节，如今在我脑子里就好像放电影一样。

　　对于石辟澜烈士的革命精神，当年的战友在缅怀他的时候，都作了衷心的表述。孙大光说：“深切怀念石辟澜烈士，学习他为人民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高尚品德。”回想往事，历历在目，八十多岁高龄的吴老，按捺不住积蓄于心的激情……

　　访问者：那时的石辟澜长得怎样？书中画家画的像不像？

　　吴南生：有点像，但脸部没有那么丰满。石辟澜很清秀，的确是个美男子，很斯文，个子比较高，说话很慢很和气，可能因为有肺病的缘故，脸色很苍白。他比我大12岁。他的妻子邓戈明同志和我们一起到延安，和许英一起在中央党校六部学习。

　　访问者：许英是谁？

　　吴南生：是我老伴。（笑）当时她和石辟澜的妻子邓戈明在一起学习，很要好。

　　访问者：在延安那段时间，大家也都叫他“石辟澜”吗？

　　吴南生：石辟澜当时叫余清。在延安，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是大家朝气蓬勃，心情快乐，遇到困难，没有谁叫苦，相反，都争着到艰苦地方锻炼。1945年8月，日本投降。11月我去了东北，就和他失去联系，直到1948年，才听到他牺牲的消息。当时，还听说他是被敌人“五马分尸”的。（说到这里，吴老陷入了沉思，语调低沉）

　　访问者：当时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你们？

　　吴南生：当年，是中华民族危亡之秋。我们当时很年轻，凭着对国家民族的情感，都想实实在在地干，不仅不怕艰苦，也不怕牺牲。当年组织同意我入党的时候，我记得当时那一刻的主要意念就是“要准备去死”。我是从小就很仰慕革命英雄的，特别羡慕英雄们能为国家为民族抛头颅洒热血。当年许多细节，如今在我脑子里就好像放电影一样。许多牺牲了的战友，音容如生，历历都在眼前。

　　那个年代的党员干部是愿意做实际工作的，做好每一个点、每一件具体事情。

　　访问者从《石辟澜》一书中获知，石辟澜烈士于1947年9月，为了创建大别山解放区而到了最艰苦的麻东地区任工作队长时，被凶残的敌人捉住，吊在大桑树下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最后英勇牺牲。之前，当匪徒抓着群众追来，石辟澜的警卫员要开枪自卫时，石辟澜担心开枪会误伤被胁迫的群众，为保护群众，制止开枪，因而被捕。吴老衷心赞美这种崇高精神，同时赞美当年革命志士深入群众的作风。

　　访问者：当时的革命者都是一心为群众的啊！

　　吴南生：是的。当时无论职务多高，资格多老，都争着到基层工作，注重实事求是、关心百姓、扎扎实实。

　　访问者：我也听说过，延安大兴实事求是之风。

　　吴南生：当时的风气很好。我们觉得，只有到基层做出成绩才是真正的革命者。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干部们都是一心一意下基层。例如，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担任过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书记的雍文涛同志，当年到东北后，担任过省委副书记，但再三要求下去。1946年，他到珲春当县委书记，以后又到榆树当县委书记，直到东北全境解放。我去东北工作，也再三要求下基层，也到珲春县，在乡、区当工作队长，和老百姓一起劳动、生活。石辟澜也到基层，本来他到河南只是路过，很快要回广东的，但他还是要求到基层，以利于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于是就先到了河南南乐县任县委副书记，以后到大别山区当工作队长。他的牺牲也是为了保护老百姓，怕伤害到群众，这种精神是很崇高的。1962年，我到南乐县，专门去看石辟澜住过的房子。那时，南乐的同志都深情地向我叙述余清和邓戈明在南乐的情况……

　　访问者：当时的风气真好啊！

　　吴南生：是啊！那个年代的党员干部是愿意做实际工作的，做好每一个点、每一件具体事情。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现在尤为重要。

　　不仅青少年要记住革命传统，当干部、当领导的，更要记住革命传统。

　　话匣子打开了，吴老兴致很高，不仅谈革命烈士，还生动地讲述文天祥；不仅说青少年教育，还讲干部教育……见解可谓精辟。

　　访问者：今年是方方同志诞辰100周年，省委组织了纪念活动，您也出席了。但是我发现，现在真正知道像石辟澜这样的先烈的人很少了，而知道如同方方、古大存这样的革命前辈的人，似乎也日见其少。老同志讲讲先行者的故事，我想会对青少年起到很好的影响。我在少年时曾到中国第一个区苏维埃惠东高谭去听过当时老人的诉说，印象就特别深。

　　吴南生：不仅青少年要记住革命传统，当干部、当领导的，更要记住革命传统。不仅要发扬革命的传统，还要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我记得小时的课本有《修身》讲司马光、孔融等古人的美德。还有“大树将军”的故事，说的是东汉名将冯异帮助刘秀统一建国后，面对诸将争功，他独自躲在大树下，一言不发，好像是乘凉休息，实际是让功。还有文天祥，这位英雄是我们全民族都应该永远尊敬的。

　　访问者：文天祥的《正气歌》就非常感人。

　　吴南生：不仅诗文感人，他的行为、品德、精神更加动人。他用他的实践证明他的志气、他的思想。当他最后被俘，面对敌人诱降，他视死如归，坚强不屈，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万古流芳的诗句，这是中华民族的正气啊！这些崇高的精神和气节，是我们民族从历史中积累起来的，源远流长。

　　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个人迷信把很多好的历史精神都否定了。

　　访问者：对于在今天如何继承好传统，吴老您有什么看法？

　　吴南生：我觉得，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要注意“生态平衡”。本来我们的历史以及从历史里积累起来的道德精神是一个很生动很雄伟的生态空间。我们从小就接受历史的教育，要爱国爱民，对人要有爱心，但是“文革”前后，这种历史精神的传承受到了激烈冲击，失衡了。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个人迷信横行，把很多好的历史精神都否定了。虽然后来有平反、有恢复，社会也有反思，但意识形态生态失衡的后遗症依然存在。

　　不仅从教育青少年方面看，还是从整个大局看，都要讲意识形态的“生态平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丢掉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是靠文化传递下来的，文化的亮点则要靠历史来提炼，没有文化就没有历史。历史给我们留下那么多好的东西，我们应该善用这些宝贵的资源，教育整个民族，教育一代又一代的人。千千万万个石辟澜的事迹组成了我们历史的亮点。他们的精神应该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都知道，并让这种精神文化转化为建设的物质力量。

　　“集中一点，先走一步”，就是延安倡导的精神的延续。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吴老从汕头回来，1979年3月3日在省委会议上说：“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我提议广东应该先走一步。”就在这一年，省委决定让他担任广东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历史的选择，让他站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用习仲勋当年的话来说：“南生，你就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访问者：“文革”后，您为创办特区作出贡献。您当年的革命经历和改革开放中的实践，有什么轨迹相连？

　　吴南生：在创办特区的实践中，我提出“集中一点，先走一步”，就是延安倡导的精神的延续。

　　我们整理此文时，翻阅了《经济特区的由来》一书。“集中一点，先走一步”这个提法，在1979年4月2日下午《省委常委会议纪要》中，吴老是这样说：“从广东位置，国际要求与华侨要求，要求我‘先走一步’。提几个大的要求，搞几年。有了初步经验，如认为可行，全国可推广。……题目就是‘集中一点，先走一步’”。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是人类实践出来的宝贵经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

　　访问者：说到改革开放，还有一个深化改革，倡导民主的问题，对此您的看法如何？

　　吴南生：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是人类实践出来的宝贵经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不能说原来不是共产党领先搞的东西就不是好东西。我们不仅要承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还要吸纳全世界先进的文化。凡是经过实践又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我们都应该乐于接受，加以实践。“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给我们描绘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应该按照这样的理想，这样的目标来进行政治改革。

　　深化改革应该包括政治制度的改革。老百姓对干部的腐败是深恶痛绝的。这就要求我们党我们政府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失去监督的权力容易衍生腐败，容易造成“强权政治”，是已经有不少事例可以证明的了。这是我们纪念烈士，学习他们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最好行动。

　　吴老的思想开阔而深邃，性格直爽。能够和这样一位年过八旬而心态年轻的长辈对话，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他说的，没有空泛语，没有套话，而是直抒胸臆。他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传统，谈到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从烈士的精神，到指出今天不能丢掉这些宝贵的东西，尤其深刻。我们的谈话已超过了吴老吃午餐的时间，他却一直说不要紧。最后，他还坚持送我们，一直望着我们走了很远，才回去。

　　（转自《南方日报》2004年6月25日B06版）

　　【人物档案】吴南生，1922年8月生于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9年随军南下，历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负责筹办广东省3个经济特区，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同时兼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1985年起任第五、六届广东省政协主席。

　　石辟澜，1910年7月生于潮州市，1933年在广州加入“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会”，投身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1935年12月参加并领导“香港抗日救国会”，1936年任全国抗日救国会总干事。1937年返粤任“文抗会”理事，1939年创办《新华南》。随后几年都在华南地区开展革命工作。1943年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6年到冀鲁豫解放区任南乐县县委书记。1947年到麻东县任麻东东木地区工作队长时，为保护老百姓不受敌人伤害，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