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新出版的杨谟与林素菊日记。

　　图②忆起当年写日记的情景，杨谟老人有说不完的话。

　　图③1949年杨谟（左三）与战友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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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④年轻时的林素菊。

　　图⑤慈祥和蔼的林素菊老人在杭州家中向记者讲述当年记日记的情景。

　　杨谟日记手迹。

　　林素菊日记手迹。

　　[题记]

　　在做这期特稿之前，我们一直为找一个感动人心的“七一”题材苦苦寻访。

　　一个偶然的机会，老游击队员洪水平告诉我们：有两位参加过浙南游击队的老同志，在战争年代写的几本日记还保存着，十分难得。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正准备汇编成书。

　　获知这个消息，我们非常欣喜，当即开始追寻这两位游击队员的日记。

　　珍藏半个世纪的日记出版了

　　见到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范小微时，一本《游击队员日记》校对本正摊开在她的桌上。“我们准备赶在‘七一’前出版的，不知印刷厂能印出来不。”范小微一边说，一边给我们介绍这本书的情况。

　　“书里收录了杨谟和林素菊的两套日记，他们都是中共浙南特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的干部，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包围之中的游击根据地工作。日记的跨度是1947年至1949年，恰好是解放战争这段历史。”

　　范小微说，林素菊的日记她早在1996年就看到过的，写得十分细腻真实，去年正想出版时，又在洪水平老师家发现了杨谟日记，“当晚回家一口气读下来，竟不觉得累，反而与作者一同感受在崇山峻岭之中的战斗生涯。”范小微说，这就是她们编辑这本书的契机。

　　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两本日记有很高的价值。

　　采访中，区委党史研究室的老同志董明告诉我们，当年，因为游击队有过丢失笔记本而使革命工作受到损失的先例，当时浙南特委书记龙跃曾下令烧毁一切日记和笔记本，或许是因为命令没有及时传达到个别同志手上，才使得这两部日记能够侥幸地保存下来。日记的出版，对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范小微、董明他们来说，亦是非常地开心：“在解放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们还珍藏着这样宝贵的记录，现在却被我们挖掘出来，并且出版发行了，值得庆幸。”他们说，鹿城区委组织部得知要出版这本书，还拿出了党费给予资助。

　　说来也巧，就在我们谈话时，印刷厂打来电话称书已经全部印好了，“是吗？那你马上给我们送来，马上！”范小微心里有掩饰不住的激动。

　　两小时后，书送到了，封面的底色是一种宁静得如同午后天空般的蓝，杨谟工整的字体、林素菊娟秀的笔迹，轻轻划过这片蓝色天空，仿佛记忆的天空。

　　这是一部“写给自己看”的日记

　　为该书作序的，是我市离休老干部洪水平。

　　“这是一部原汁原味‘写给自己看’的日记。”洪水平说，“敌后游击队环境极为险恶艰苦，他们随时准备付出年轻的生命，记日记绝不是为了出版或别的什么，而是完全出于个人工作、学习、感情上的需要。”他认为，正因为是写给自己看的，所以这里有当年革命者最真实的内心世界。

　　12月24日 晴

　　入晚，咳嗽仍频。我们开始行军时，这里的老百姓不约而同地聚拢起来欢送我们，最多的是年轻小伙子，小孩子也有。在灰黑的幽光中，他们每一个人都带着希冀快活又似乎是依恋的眼光看着我们。我相信在他们朴实的心底一定还漾开着对我们部队的满意的笑。———摘自杨谟日记

　　“这些日记都是在战斗、学习、工作的空隙写的，想到什么感受什么就记什么，有时是见缝插针记下的，坦白无余，不粉饰不删略地记录实事。这两部日记的可贵，正在这里。”洪水平这样评价。

　　不仅如此，杨谟和林素菊的日记还有很多的相同之处。据介绍，他们同在一个党的组织系统里生活，有一段时间，他们都随特委机关行动，他们的年龄相差无几，而且还都是玉环同乡，彼此早就认识，所以，两部日记里有很多可以互相参照的地方。但是，杨谟是七尺男儿，素菊是文静的姑娘，他们对事物的感受各不相同，文字的风格也各有千秋。正如该书序中所言：“两部日记仿佛是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同一风景的录像，画面有着不同的旖旎风光。”

　　3月7日 星期日

　　天暗下来时回宿营地，脚肿痛得很。

　　群众告诉我们，敌人被打伤两名，在石龙，敌人而且有这样的话：他们真本事，连那些女的都双手拿枪健步如飞，我看得很清楚，生得还很美丽。这些神话式的传言，真使人好气又好笑，由这些地方看，敌人根本是一群乌合之众。———摘自林素菊日记

　　日记免不了记自己身边的琐事，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憎恶，对冷酷的现实的不满，对新社会的向往，对胜利的渴望。

　　1月19日 晴

　　一星期来，部队由永嘉而仙居，由行军、追击而战斗……

　　革命是残酷的，需要献出血肉与生命。

　　启敏被捕了，两个同志的牺牲，一个同志从敌人包围中冲出来踩着冰冻的雪地赶到仙居来报告这样的消息。

　　带着愤怒，带着为同志复仇的心，一日间八十里的急行军，我们赶回永嘉来了。———摘自杨谟日记

　　日记也记录了个人的情感历程，未到游击队之前的彷徨与困惑，初到根据地时的新鲜感，同父母思想的交流，对朋友真挚的怀念……这些，都与战斗的生活交织在一起。

　　9月23日 星期四

　　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我以为爸妈不必为我的走而难过，应该觉得很高兴，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找到了光明，找到了真理，正如你希望于她的，以及她自己过去所希望于她的，她现在已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学习的方向……”———摘自林素菊日记

　　往事是那么遥远而又那么亲切

　　翻阅了他们的日记之后，我们在心里不断刻画他们的形象，想同他们本人见面的渴望愈加浓烈。范小微告诉我们，这两位当年英姿飒爽的游击队员现在都已经是耄耋老人了，杨谟今年正好八十高寿，林素菊也77岁高龄了。一个在瑞安，一个则在杭州安享晚年。

　　在同杨谟、林素菊取得联系后，我们驱车赶往他们各自家中作了简短的拜访，并特意为他们捎去了刚刚出版的这本《游击队员日记》。

　　杨谟：“五十年了，日记与我须臾不离”

　　车驶入瑞安城关西河小区时，杨谟早已在大门口等待。他看上去精神矍铄，笔直的腰杆依稀衬出当年穿梭群山打游击的风采。

　　接过新书，杨谟感慨万千，“如果不是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给我这个机会，我自己也想自费把它出版了。”他回屋拿出了他珍藏的日记原本，“五十年里，它与我须臾不离啊！”抚摸已然泛黄的旧日记本，老人打开了尘封的记忆。

　　“我的日记只坚持记到1949年1月，原因一是日记本已用完了，在游击区一时无法买到新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往后的日子里行军、作战日趋频繁。”杨谟说。

　　杨谟的日记本在游击生活中一直伴随着他，他把它同衣裤一起包成一个小布包，睡觉时当枕头，行军时绑在腰间，“即使从周岙出发解放温州时，领导动员大家一定要轻装上阵，把多余的东西都送去‘打埋伏’，可我的小布包里仍装着日记本随我出征温州。”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日记却经历劫难。

　　杨谟回忆，那时，他受到审查批斗，住房被造反派战斗队占领了。半年之后复课闹革命，战斗队撤走，他才获准进入自己的房间，可是房间已被搞得满目疮痍，书柜里的书籍大部分都不翼而飞了，有关杂志笔记和各种资料则同许许多多大字报被丢弃在地上。所幸的是，日记本还在，后来，他终于在这些东西里捡回了心爱的日记。

　　“这日记在今天看来无不打上了那个战争年代的烙印，它是那么遥远而又那么亲切。”杨谟说，老人把日记视作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林素菊：“我的日记成了第一手史料”

　　西子湖畔，保亻叔山下，喜阅新书的林素菊有着和杨谟同样的感受。

　　“不曾想，年轻时的日记竟成了今天史实研究的资料。”林素菊告诉我们，早在上世纪60年代，她就随爱人迁居杭州，一直从事文教工作。离休后，她在省新四军研究会浙南分会里帮忙做一些事情，近几年主要是参加了内刊《浙南火炬》的编辑。

　　“编这本内刊时，大家提议是否刊登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我就想到了我的这本日记。”林素菊把日记整理出来，在《浙南火炬》上连续登载了六期，反响很好。范小微早先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接触到了林素菊日记。

　　可是要知道，在当时的战争年代，坚持记下这本日记是冒了很大的危险的。林素菊说，日记开篇仅三个月，她身边的一位同志就曾受到特务监视，环境很不好，为保护同志，林素菊在日记里记载：“这，是我最后的一篇日记，以后暂时的，我不能记日记了……我难过得不得了。”一直等到紧张的空气过去，林素菊才又拿起了笔，不过，为了谨慎起见，她此后在日记里都不再涉及真实地址和真实姓名，提到自己的同志时只用绰号或者化名来代替。

　　“后来记完了，厚重的日记本带在身上不方便，我就连同一些照片一起，寄放在瑞安高楼的一对党员夫妻家里。他们帮我保管了一二十年，到我来杭州以后原封不动寄还给了我。”

　　林素菊说，日记里的很多记录今天都成了第一手史料，比如米价，1947年8月，法币一万元买三斤米，到了次年1月，一万元只能买12两米了（老秤，一斤合16两）。再比如对一位革命同志牺牲情况的考证，她也是依据日记向组织作了如实汇报。

　　“可惜的是，日记里提到的很多同志、同学、朋友现在都已经不在了，否则可以和他们共同分享出版的喜悦。”林素菊言语中带着深深遗憾。

　　但无论如何，能以这样一种形式保存历史，确是弥足珍贵的。

　　今天，当我们手捧这部沉甸甸的日记，又何止读到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更读到了共产党在峥嵘岁月中的光辉形象、优良传统。在“七一”党的生日来临之际，它成了老游击队员献给党的礼物。一代又一代人将从中受感动，受教育。（来源：温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