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土资源部调查盐城“土地交易黑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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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27日17:22 新华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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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儿的地1000块钱一亩，都卖给几个上海人了。”带记者前往盐城“上海工业园”的出租车司机小吴非常肯定地说，这时小吴还不知道，由于国土资源部的介入，江苏盐城以千元价出让“上海工业园”7500亩土地的协议已被叫停。 今年初，就有举报信反映：“2003年7月，在没有任何合法批准手续的情况下，盐城市委、市政府以协议转让的方式，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从盐城经济开发区出让土地7500亩，
6月8日，这一交易行为被曝光，一时间，江苏盐城成为眼下两大热门话题——违规圈地和强制拆迁的交汇点。 记者从盐城市政府获悉，目前国土资源部和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已介入调查。 上海工业园忽然转入低调 “这里本来有很多块标语牌的，怎么突然都不见了？”出租车司小吴几经犹豫后才确认，眼前这块土地就是记者要找的江苏盐城经济开发区上海工业园。小吴说，原来这里的标语牌上写有“开发上海工业园”等文字，而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块标语牌是“建设盐城小浦东”。 当地村民反映，这些标语牌是最近几天才被拆掉的。“上海工业园”忽然转入低调自有其道理。6月9日，“盐城上海工业园”问题被曝光后的第二天，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的调查人员就来到盐城。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主任吴震强告诉记者，调查组由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和监察厅联合组成。随后，国土资源部也下达任务，委托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对盐城的土地问题进行彻底调查，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国土资源部。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对这次调查极为重视，厅长陶培荣以及几位副厅长都先后赶赴盐城考察，省厅监督执法局的3名工作人员一直到6月18日才离开盐城。” 而此时的盐城经济开发区觉得有些委屈，他们认为，盐城是在国家相关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了一些创新，并无大的不妥。他们相信省厅的调查结果能证明这点。 “盐城经济开发区上海工业园的做法与铁本违规圈地有根本不同，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亩地也没占、一个项目也没上。”盐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尹跃对记者说，“我们从没有‘圈地’，上海工业园只是个发展概念。” 尹跃提到的“上海工业园概念”成型于2003年6月，当时盐城经济开发区与盐城上海工业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龙举行了上海工业园签字仪式。 上海工业园就在盐城经济开发区东区内，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约7500亩）。按照规划，上海工业园采用自主招商引资、自主开发经营的“区中园”形式，建成后总投资将达到60亿元人民币，据称可实现工业产值100亿元。 上海工业园和盐城经济开发区的协议称：“为了弥补乙方上海工业园招商和开发费用，保证其合理收益，甲方开发区为乙方引进项目提供的上海工业园土地出让价格由乙方和引进项目方确定，并符合国家有关土地政策法规。但必须经过甲方签字同意。甲方收取1000元／亩的土地出让协议金后，差额部分由乙方所得。” 1000元不是“地价”？ 尹跃承认，按照协议，盐城市只按照每亩1000元收取“土地出让协议金”，而张海龙卖土地能收回多少钱与盐城市无关。尹跃强调这1000元不是“地价”，而张海龙要实际要付出的资金也远不止这些。低价是有关联条件的一方面园区内的道路、排水、土地平整等基建项目要由张海龙出资；另一方面，对张海龙的要求是每亩引进投资80万元，总数60亿元，引资费也由张海龙担负。这些钱都只能从张海龙卖出的地价中来，因此“每亩地只收1000元是经过多方面的慎重考虑的。” 按照江苏省相关土地法规：对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项目用地，必须采取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工业项目用地应主要采用招标、挂牌等方式出让。确需协议出让的，不得低于省政府公布的每亩8．67万元的协议出让土地最低价。 但“上海工业园”这份协议的绝妙之处在于，盐城上海工业园有限公司只相当于一个分包商，它并没有把土地直接征用。由它招商来的每个具体项目才是土地真正的使用者，只是这些项目土地价格由“上海工业园”来决定、来收取。 尹跃告诉记者，上海工业园每招商来一个项目都要经过个别报批，手续齐备后才会上马，所以“上海工业园”根本不需要作为一个整体报批，自然也不存在什么违规上马的问题。现在他们一共上报过四个“上海工业园”内的项目，但都还没有批下来。除了其中一个占地882亩的上海国际商贸城项目曾经擅自违规售卖过商铺外，其他项目都没有动。他们也已向负责该项目的盐城金笋置业公司下过整改通知。 盐城市政府新闻处舒处长向记者介绍，由于盐城的事情并不复杂，调查组已经得出结论并上报送到了国土资源部，相信“结果对盐城相当有利”。 对于盐城市的说法，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主任吴震强并不同意。他告诉记者，省厅的调查工作目前已告一段落，调查结果已上报给国土资源部。他们通过调查发现，媒体关于盐城违规出让土地的报道大体是正确的，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土地出让协议”，其主要内容是委托招商的，但给了上海商人张海龙相当大的土地定价权。吴震强确定说：“这份协议中违法、违规的地方很多，已被勒令终止执行。” 记者询问下一步是否会对盐城相关人员进行处罚，吴震强表示，追究责任的事由监察机关负责，他们只负责调查清楚事实。不过盐城的土地违规确实没有造成太大的实际损失，因为这份“出让协议”还没有大规模执行，“项目并没有开工，土地也都还在”。 在中央政策的边缘游走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明显感受到盐城地方政府强烈的“发展冲动”。盐城市的官员们提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发展”——只有先把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上去，人们才能从中实际受益。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这就需要通过更快速的“发展”来解决。 6月22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2004：政策分析与经济展望”峰会上，吴敬琏教授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表达了他对各级政府“发展冲动”的担忧。 吴敬琏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明显存在“政府越位”的现象。各级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太多，对微观经济事务进行干预的权力太大。例如，土地资源基本上都在政府，各级政府对土地有很大的出让权、定价权，而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政府使用土地缺乏足够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很容易利用手中的资源和权力控制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向，行政行为由于缺乏市场约束机制，常常会引发不计成本、不问回报的投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如果运用“一刀切”的行政干预的措施，可能收效比较明显，但“一刀切”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效率损失会非常大，所以中央常常会给地方政府留下一定的政策空间。 实际上，地方政府对中央网开一面的做法往往寄予厚望。盐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记者表示：“发展机遇不等人，跟着机遇走显然是明智之举，如果坐等政策可能会很被动。” 在某些地方官员看来，只要政府主导经济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游走在中央政策边缘可能依旧是地方政府的最佳策略。文/赵刚（来源：中国经营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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