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君
经审计，国家电力公司4年前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人事干部工作会议存在诸多严重违纪问题：这个为期3天的会议，花费达304万元，其中食宿费用91万元，接待费用82万元，礼品费用99万元以及做假账发生的费用32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食宿标准高、接待规格高和礼品档次高的“三高”会议（《成都日报》6月27日）。对于这样早已事过境迁的“三高”会议，
尽管如今追究起来会因“时效性”差而陷入被动，但对于如此名为开会、实则为“私分”国家资财的“三高”会议，仍有“追穷寇”的必要。
类似的“三高”会议，恐怕其议程也都大同小异。首先是食宿高标准，然后是玩乐高层次，最后是赠送礼品高档次。故参加这样的会议，会议主办方保证每一个与会者都能乘兴而来、尽兴而归。所以类似的“三高”会议，既是以高消费为基调的吃喝玩乐会，又乃以高收益为底色的私分公款会，靠这样的“三高”会议，干部管理又如何“强化”？干部素质又怎样“提高”？而有资格参加如此高回报的会议的与会人员，也恐怕都多少有点“来头”。而几乎每一个参加“三高”会议的与会者，又同时都是一个受益者，他们不光拿公款大肆享受了一番，临了还用公款购买了高级礼品满载而归。要清查这样的“三高”会议，就有必要把当年的与会人员名单翻将出来，然后按图索骥地追究那些受益者的责任。
对于“三高”会议，之所以应从每一个受益者入手进行追究，是因假若把清查“三高”会议的调子定在“对事不对人”的层面，召开类似“三高”会议的责任就永远难以落实到相应的人头上。而对于这样浪费惊人的“三高”会议采取既往不咎的惩治原则进行轻描淡写式的处理，不光其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无法挽回，而且更难从根本上遏制住引发“三高”会议频发的源头。更为重要的是，只有拿每一个从“三高”会议受益的受益者说事，才能从根本上照准“三高”会议的病灶和命门，并彻底打掉那些“三高”会议与会者的兴头。
再者，对于类似的“三高”会议，在审批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实行事后监督便成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当有朝一日“三高”会议的每一个受益者经过纪检、监察等监督机构查处后，反而又成为“三高”会议的受损者，此时，“三高”会议也才有可能真正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