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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维权的热心人——记毛荣中的十年维权路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6月29日07:05 东方网-文汇报

      文/王怿文傅丕毅

      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护。

      我们赞赏毛荣中十年如一日,免费为民工讨公道的义举,我们更期盼能有一个健全的法律救助体系,让每一个公民都“用”得起法律。因为毛荣中现象的产生,除了他个人“铁肩担道义”的侠义情怀外,另一个更重要的社会原因是:目前法律对处于社会底层的民工而言仍然是件“奢侈品”。

      手机每天都是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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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荣中1989年高中毕业,1993年7月从四川安岳老家来到绍兴。1994年底开始做小包工头。1996年从绍兴建工中专毕业,取得了施工资质,拉起了一支四五十人的建筑工程队,并在绍兴市郊开了一家小饭馆。毛荣中在绍兴当地颇有名气,这名气来自他的另一项事业——帮民工讨工钱、打维权官司。许多人都称他为“民工的民间代言人”。

      笔者见到毛荣中的那天,他刚从浙江绍兴市郊匆匆赶来。那儿的一家私营企业里有六位民工没有拿到工资,他一大早便赶过去了解情况。当笔者跟随他来到“办公室”——当地一家法律服务所为其免费提供的工作场所时,办公室里又有几位民工模样的人在等着。毛荣中没顾得上喝水,便打开自己的电脑,耐心地记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并不时询问细节。

      “每天大概要接待多少前来求助的民工?”笔者问毛荣中。“我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手机就成为热线。”毛荣中递给笔者一张纸,“这是我这个星期的工作安排表。”笔者看到,这张纸上详细记录了每天该去哪里,处理什么事,写得密密麻麻,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排得满满的。

      偶然走上义务维权路

      “走上为民工维权这条路,其实很偶然。”毛荣中回忆道。1994年,毛荣中的一个工友因为交通意外去世,肇事方却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看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践踏了,毛荣中觉得很揪心。他在政府各个职能部门来回奔波了三四个月,肇事方总算答应给一定的赔偿。在这之后的另一件事给毛荣中更大的触动。

      1995年中秋节那天,毛荣中大哥所在的印染厂发生机器爆炸,造成一死一伤,毛荣中的大哥被严重烧伤,生命垂危。为了大哥的治疗费用及工伤赔偿,毛荣中奔走于各个部门,但是都得不到合理的解决。老板提出给毛家3万元私了,但毛荣中不同意,凭着一股“认死理”的劲儿,最后老板赔了他哥哥7.6万元。“如果不是这两件事,也许我现在会一门心思包工程、开饭店,不会管这些‘闲事’。”毛荣中颇有感慨,“民工生活太艰难了,真的太艰难了。”

      之后,他的四川老乡碰到拖欠工资、因工受伤的事,纷纷上门找他,毛荣中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最初主要是老乡,后来其他省份的民工也知道我的名字了,也来找我,于是我就开始帮民工跑腿,帮他们打官司,义务替他们维权。”毛荣中说。

      辛酸苦辣味自知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毛荣中动情地说:“我不是动辄打官司,我是先说理,再说情,最后才讲法,可是,‘维权’路真的不好走。”就在半个月前,两名安徽民工找到了毛荣中。他们在一家私营服装企业打工,为了赶进度,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这两个不到20岁的民工实在无法承受超负荷的工作,他们想和私营企业主解除劳动关系。但是老板不仅没有给他们工钱,还让他们归还去年年终奖,并扣留了两人的身份证和手机,强行夺走了他们身上仅有的200多元。

      毛荣中在得知情况的当天找到那个老板协商,但没有达成共识。第二天,当他领着两位民工再次找到老板时,老板一把撕掉了民工写给毛荣中的公民代理委托书,并扣下了毛荣中的身份证。

      随后这名老板叫进6个人,都是身形彪悍的汉子,趁他不备,老板从身后给了他重重一拳。“这种场面我也见惯了,不害怕!”毛荣中说,“我立即拨了110报警。”

      但让他失望的是,当地派出所在接到报警后,却没有出警。毛荣中则被6名大汉“押送”到当地镇政府。镇政府和派出所的领导委婉地劝他:“不要掺和了,这些事情让他们自己协商解决吧。”

      毛荣中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我运用合法合理的途径为民工维权,有什么错?我自己受点委屈没什么,可为什么那些职能部门不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呢?为什么我们的工会、法律援助中心以及相关部门不能成为民工的真正代言人?为什么那么多民工兄弟更愿意来找我寻求帮助呢?”

      不怕恐吓愧疚家人

      在笔者采访他的前两天,他刚接到过恐吓电话。“我并不觉得现在做的事有多神圣,我只是想为民工出一口气,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支撑我走下去的最大动力。”由于毛荣中一心为民工维权,他的工程队和饭店现在都靠朋友管理,失去了“主心骨”,工程的技术、进度以及饭店的经营都受到影响。

      “我不后悔,唯一觉得对不起的是我的家人,我自己被威胁、恐吓,都无所谓,可我不希望我的妻子和孩子受到伤害。如果真有一天,我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我就会离开绍兴,但希望有人接着干下去。”说起家事,毛荣中有点黯然,他的妻子已经不止一次哭着求他:“我们换个地方,换种活法吧……”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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