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我什么地方，我改掉行了吧！”这句绝情的话，深深刺痛了宋建虎的心。它宣告了这位来自河北衡水农村的小伙子第二次恋爱的结束。宋建虎初三就辍学在家，2002年到内蒙古锡林浩特一工厂做安装工。之后，他又来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当上了一名宿舍管理员。

　　两年的打工时间改变了宋建虎内向的性格。他参加了北师大的“农民之子──工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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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成为一名工友志愿者。几乎不和女孩子说话的他，也在这所大学拥有自己不愿过多回首的爱情故事。

　　第一次是一位老乡，年龄跟他差不多，也是一名宿舍楼管理员。开始考虑自己前途和结婚生子问题的宋建虎觉得他俩应该没问题，“门当户对”。可是偏偏事与愿违，女老乡对他说：长痛不如短痛，我们是没有结果的。

　　“哎，难啊！”宋建虎叹了口气，“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不在北师大找对象。”但是，另外一位楼管又点燃了他的爱情之火。“我曾经暗暗地对自己说，今生非她不娶。”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位姑娘同样拒绝了他。

　　“其实，很多打工妹有自己的想法。自己是外来打工的，再找一个同样打工的，似乎觉得亏了。一些打工妹想找有北京市户口的，嫁个残疾人也行，只要有户口。”北京一电子公司的申丙电说。这位河南人带着妻子和孩子在北京呆了11年，他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

　　像宋建虎这样在家政服务行业打工的青年还算是幸运的。“我们学校食堂的工友，男男女女都有，他们好像都相处得很好。能不能发展，就要看情况了。”北师大国际贸易专业的本科生卢生把他的见闻告诉记者。

　　来自湖南株洲的郭穆琼就比较郁闷了。在清华大学第六工程处的工地上，这位24岁的建筑工人对记者说：“我们这里女的几乎没有，接触机会很少。上千人的工地，就没见过一个女的。”

　　对没有机会接触异性，在北京干了5年保安队长的杜文峰也深有体会。“保安的职务越低，活动就越不自由。请假要组长、班长、队长批。很多人一个月也难得上街外出一次，情感生活相当沉闷。”据卫生部的信息，我国88%的外来民工都患有不同程度的性压抑症。

　　杜文峰在婚恋方面是一个幸运儿。两三年前，这位23岁的安徽小伙子，通过中国第一家为打工妹服务的公益组织———“打工妹之家”，结识了他现在的女朋友，一位姓徐的黑龙江姑娘。

　　杜文峰提到的“打工妹之家”现已注册会员700多人，其负责人郭慧玲女士认为，现在打工妹的婚恋遇到了许多问题：一方面，她们来到包罗万象的大城市，眼界开阔了，不太愿意再回到家里；另外一方面，她们面对城里人又有一种自卑感，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有时候，家里给她们相了亲，自己年纪又有二十五六了，家庭社会的压力使得她们不得不回家，再出来打工的机会就比较少了。

　　来自湖北宜昌的胡清却恰好相反。27岁的她自愿回家，男朋友却不敢娶她。

　　“我原来的男朋友是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小时候就玩得好。”胡清慢慢叙述起她的往事：“1996年我们高三毕业，因为追求我，他只是考上了中专。而不喜欢读书的我，就在亲戚的帮助下来到北京打工。后来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我以为再没有希望了。我在北京呆了六七年，做过饭店服务员、打字员、清洁工，后来又搞推销，但是一直没有遇到中意的。

　　“前年回家，我发现他已在家乡的一个镇里当上了公务员，依旧单身。于是，又跟他加强了联系。有时候，一个月的长途电话费都要花掉六七百。去年十一，我还请他来北京玩了一个星期。

　　“因为他，我觉得终身有个依靠了，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计划再赚两年钱，就回家开店，生孩子。可是他一过来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记得我刚来北京时，看见谁都怕。现在倒是很大胆了，跟谁都可以说上话，这让他很看不惯。那次他来北京玩，我找了在北京工作的几个高中男同学聚会。那些人也是他的老同学。他竟然有意见，说我跟他们那么投机是什么意思。

　　“他在我面前很自卑的：工资只有四五百，而我是他的两三倍。我又很活泼，他怕结婚后管不住我。其实，我算什么？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妹，打工久了，多挣了一点钱而已。他还跟他妈妈一起去找人算命，一连算了几次，结果都是我们‘八字不对’，必定会离婚的。”

　　“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吧。”胡清一脸无奈。她打算明年去上海发展。或许，她在那里可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周盛平）（来源：《半月谈》/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