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程瑛、郭高中/北京报道

　　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

　　中国科学院近日完成《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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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报告》)，对中国科学界“许多违背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风的科学不端行为、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现象”做了全面的评估。

　　将近3万字的《报告》措辞之严厉，内容之全面，方式之坦率，在人们印象中绝无仅有，一位看过报告的学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撰写报告的人头脑异常清醒，并且对国家和民族有着高度的责任感！”

　　据悉，这份报告即将呈报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为最高决策层整肃学风提供参考。

　　科技界“溃疡”触目惊心

　　从盲目攀比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到院士候选人打广告，从院士候选人作弊，到部分院士和商业机构合流，院士群体声誉受到强烈质疑，以致中国科技界陷入尴尬的诚信危机。

　　这次中科院提交国务院的咨询报告，为严重威胁科技界肌体健康的“溃疡”、“恶疾”，勾勒出了一份清晰的“病历”。

　　“科学不端行为”被列在首位，这个曾由中国科协建议用以取代“学术腐败”的概念，通行于国际科技界，指严重违反基本的科学诚信行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监督委员会近年来收受各类投诉和举报信件日趋增多，2001-2002年度受理各类投诉和举报201件，其中反映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问题的68件；反映学风不正的4件；反映评审不公、滥用基金的129件，以后的年份则更多。

　　《报告》称，中国广为披露的科学越轨事件，涉及项目申请和职称评定、研究实施、论文署名、成果发表、荣誉获取和分配、项目评审、科技评奖和同行评议、科研活动成果宣传等各个方面。

　　其中广受媒体和学术批评的有抄袭剽窃及不当署名事件，少数人才工程对象、“海归”和高级岗位学者弄虚作假，以高科技名义欺世盗名、谋取暴利等3类。

　　在一些曝光和处理的案例中，公然抄袭、剽窃、占有他人成果者有之，伪造学历、成果和经历者有之，篡改、编造实验数据者也有之，涉嫌人员不仅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之类的初级研究人员，还波及某些教授、博导、大学院长、校长甚至院士等资深研究人员和管理者。

　　“一些科研人员研究动机扭曲，科学精神丧失，只热衷于追逐名利，忙于资源的获取、占有和垄断，不在研究和学问上下功夫，而擅长拉关系、走后门、立门派。”《报告》说。

　　同时，学术权力(权威)机制和学术制度存在着行政干预、暗箱操作、权力垄断、官学一体、学术霸道、权学交易等权力滥用和制度失灵现象。

　　2002年，某省领导迫切希望能在工程院院士增选过程中实现“零的突破”，曾主动向中国工程院学部打“招呼”。

　　“以同行评议制度为核心和科学评价制度受到了严峻挑战，作为荣誉制度核心部分的院士制度也受到道德学风问题的困扰。”《报告》说。

　　“有些院士，说得不客气些，就是没有这个水平却被选上了。这个原因就是做了幕后活动。”中科院院士邹承鲁这样说。

　　科学创新是一个国家前进的动力。《报告》说，许多人抛弃了严肃、严格、严密的学风，出现短期行为、心态浮躁、求量不求质、科研欺诈等现象，“导致本来已经十分稀缺的研究资源浪费和科技界的整体创新能力下降，最终势必阻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病源在于“官本位”

　　在中科院报告对于科学道德学风问题的原因分析中，“单位制度”、“官本位”等字眼相当“刺眼”。

　　《报告》说，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单位制度”主导科研，可能导致如下后果:以单位名义的弄虚作假行为大量发生；一些研究结果在未优先向学界同行提供信息和未经同行评议的情况下，通过媒体炒作或优先获取体制外承认等手段，提升单位声望和获取更多资源；为维护单位信誉，单位的庇护与姑息，有意无意间为种种不端行为提供了可能机会。

　　中国特有的“官本位”现象，也导致了科技界“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屈从”，由此，在资源与信誉分配、科学评价、学术争论等方面屈从于权力意志，损害良好学风；政府管理部门直接参与资源分配，因缺乏有效监控而招致权力滥用与腐败；管理部门利用职权追求“政绩”，使科技界浮躁风气滋生蔓延；“官本位”激励机制，使专业人员难以集中精力于专业能力的提高，而科研单位则把向管理部门输送“干部”作为获取资源的手段与途径。

　　“政府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取代科学内部的社会管理，成为赋予各种科学探索以资源和声望的最终仲裁人，并对选择、拒绝或忽视某学科或科学问题起决定性作用。”

　　事实上，为了获取更多政府资源，研究机构和个人在争取这些资源的论证过程中难免出现“做局”现象，制造学术“泡沫”，释放学术“卫星”，拼凑学术“大船”。

　　“更为严重的是，有人利用政府对未来科技发展大趋势、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等问题的高度重视，编造出诸多奇怪的，但目前研究可行性并不充分的课题。”

　　何祚庥院士在去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披露了这样一则令人瞠目的消息:曾经有几位院士联名向国家打了一份报告，想要国家拨款40亿元发展一个新项目。可是结果发现，报告中的一些基本数据都算错了，其中一个关键技术指标算错了100倍，产量算错了60多倍。

　　事实上，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的道德委员会更多只能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

　　制度“药方”

　　从制度建设层面对科学道德学风建设提出建议，是这份《报告》的闪光之处。

　　《报告》将“建立科学不端行为监察制度”摆在重要位置，建议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尽快建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或办公室，建立对科研不端行为的监察网络，它包括政府科研投入资助监察机制、大学和研究机构监察机制和科学团体监察机制等。

　　中国目前仅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有专门的监察部门，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监察制度和机构，大量被揭示的不端行为往往因为惩戒制度和执行机制的缺失而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裁。

　　同时，《报告》建议国务院建立具有道德和法律双重约束力的利益冲突公示监督制度，并将当事人是否履行公示利益冲突的义务列入学术信誉评价体系。

　　《报告》建议国务院责成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等科教管理部门研究多指标科技管理评价体系，同时促进科技资源多元化的发展，利用政策导向引导产业和其他投资实体通过研究基金、工业实验室、风险投资等多种形式成为科技投入实体。

　　中科院的报告也对院士的科学道德学风提出更高要求，如发挥科学道德表率作用，不通过新闻媒体炒作自己的科研行为，杜绝商业广告等。

　　而一种更为釜底抽薪的建议还没有被提出，就是杜绝学术和权力的联系纽带，让学术回归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