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科左耳已经完全失聪，右耳也不好使，听别人说话要费力扭过头，把右耳凑上去，这时，他因为浑浊而变成淡蓝色的眼珠只能注视人家的身后，显出心不在焉的样子。有了这个毛病后，宁海官地村里的人们已经很久没跟他说话了。

　　整整一天，他都坐在村老人会里，看电视，看别人下棋。对于一个生活在农村的80岁老人来说，杨新科的身体不好不坏，日子也过得不咸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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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杨新科所在的小村庄里，有一所废弃的小学，已经六年不使用了，学校大门上挂着锈迹斑斑的大锁。不下雨的日子里，村民只要抬头，目光越过高高的围墙，都能看到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学校操场上飘扬，许多人感到奇怪，从来没人进出的小学里，怎么会有人升旗呢？

　　只有一早一晚经过小学校门的几个人才知道，这面国旗是杨新科每天升上去，又降下来的，整整六年。

　　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步骤

　　“天一亮我就醒了。”杨新科说，不需要闹钟。这个时候，75岁的老伴躺在靠墙的里床。收音机在枕头旁边，一伸手就能拿到；频率固定，宁波人民广播电台，一个按钮就能收听，听天气预报，这是杨新科每天例行的动作。他说：“我不喜欢下雨。”

　　大部分的日子是没有雨的，杨新科摸索着下床，洗脸刷牙，出门。天蒙蒙亮，村道上没几个人。

　　学校就在杨新科家后面，紧锁的校门里面，是一块长满荒草的操场和两排东倒西歪的教室，一根旗杆，笔直地竖在操场中央。

　　杨新科回身栓上了校门，“原来是不锁的，后来有人探头探脑来看，我就栓起来。”杨新科解释。

　　杨新科不希望别人打搅这一天中“最神圣的时刻”。杨新科从教室里捧出一面卷得平整的国旗，挺挺腰板，慢慢展开，扛上肩头。在朝阳的映衬下，这张原本布满老年斑、黑黄的脸孔开始泛出浅浅的红。

　　操场上乱长着杂草，只有一条小路围绕着旗杆，这条路是被杨新科一个正步、一个正步踩出来的。“我的动作是按照北京天安门国旗护卫队的升旗步骤来的，腿踢多高、手抬多高都有标准。”杨新科对记者说。

　　来回走了几趟正步后，杨新科把国旗一扬，绑在旗杆上，口里轻轻哼着国歌，开始升旗，双手有些抖，国旗一颤一颤上到了顶。

　　记者以为升旗仪式已经结束了，准备转身，只听见“趴”得一声，杨新科双腿一并，向国旗立正敬礼。

　　“我不喜欢下雨，下雨就不能升旗了。”结束了升旗仪式后的杨新科重复着自己说过的话，一个耳朵不灵、蜷着身子走路的老人又回来了。

　　老英雄的戎马生涯

　　关于升旗这件事，杨新科连看都不想让别人看，自然也不愿意多说。“他是锻炼身体去的，他一直跟我这样说……”杨新科老伴的话被他摆摆手打断了。

　　“6年前我儿子花9万元买了废弃的小学这块地，主要是想给自己盖房子的，”他说，“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我是因为要去升旗才买的。”

　　除了升旗，杨新科有许多事情都不会和其他人说，否则村里人早应该知道这老头是个老党员，18岁时就开始扛枪打仗，解放战争时加入浙东游击队“铁流”部队，转战括苍山区，开辟天台山革命根据地；解放宁海时与第一任中共宁海县委书记杨民奎一起，率部配合解放军解放宁海全境；先后参加过大小战斗十余次，出生入死。

　　“我是个命苦的人，也是个幸运的人。”杨新科在80岁的时候，用简单的两句话总结了自己复杂的一生。

　　他父亲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最后积劳成疾。18岁的杨新科不想重复上一辈的老路，参加了浙东游击队。

　　“子弹就在我身边飞过，嗖、嗖、嗖！”杨新科说，“和我一起参加游击队的同志，没有几个活下来的。”

　　有人就死在他的身边。“我去拉他，满手是血。”杨新科说，年纪大了，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不清了，但是他们的面孔，一闭上眼，越来越清晰。

　　更加清晰的是那面红旗。在战场上，每支小队都有自己的一面红旗，当时上面还没有五星，只是一片鲜红。“我有时会梦到他们，”杨新科说，“好笑了，反而打胜仗威风的时候没有梦到过，眼睛里看到的都是战友倒下去的样子，流血的样子。”

　　这段经历是老人一生中最为畅快淋漓的记忆，因为在解放后，杨新科被栽上“扰乱金融秩序”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回家老老实实当了农民，直到1978年才得到平反，而那个时候他已经快60岁。

　　升国旗成了老人对自己青葱岁月的追念。这段故事，没有几个人知道，也许，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听懂。“告诉你，我升旗的时候，眼睛里有时会看到他们的脸孔，”他凑近对记者说，“我想我不用多久就会再看到他们的。”

　　杨新科说，儿子能明白自己的心意，有时候儿子会跟他一起去升旗，通常做个护旗手，“他答应了，以后我不在，国旗就一代代地升下去。”

　　(都市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