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的迷茫与大学生成长的变数

　　张敏杰

　　6月，是高考的时节；6月，是考生填报大学志愿的关键时刻。无论家里是否有孩子参加今年的高考，与高考相关的话题在学校里、在办公室里、在街头巷尾，都成为从考生到家长、从教师到政府官员广泛关注的焦点。自中国内地恢复高考二十余年来，每到高考时节，社会便好像陷入了某种集体性的浮躁与喧嚣之中。

　　高考的焦点

　　早晨5点半起床背英语单词；7点半到校上课，听各科老师分析历年试卷，讲解疑难题目，介绍考场经验；四节课后，中午在学校里吃午饭，饭后紧接着在教室里自修、做作业，几乎没有时间小憩或是跟同学聊一聊天；下午从1:15开始又是四节课，接着听老师讲题目，谈经验，直到5点钟放学；晚上光是当天的作业就要做2到3个小时，然后是“自选动作”：复习、看书、做额外题目，不到11点“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年复一年，许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准备高考的关键一年，都曾经历过如此相同的日程，迎接高考的备战好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高考一度被视为万人争挤的“独木桥”。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高考在人们心目中的焦点是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考生的前途。从1952年我国建立了统一的高校招生制度起，50多年来，虽然高考制度经历了从单一向多元、从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向满足社会和市场需要为目标的招生制度演变的过程。但是，通过高考选拔，使被录取的学生在经过多年大学教育培养后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取向却少有实质的变化。高考的“一分之差”，可能导致“一个上天，一个入地”的结果。

　　高考制度与社会地位、职业阶层、经济收入、晋升等各种个人利益直接相关。高等教育赋予社会身份的社会机能使读大学成为获得社会地位与理想职业的手段。随着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的这种作用的认识，越来越多的青年希望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人人都想进入大学接受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预分配。可以说，高考制度有着极高的含金量。

　　虽然在表层上看，高考是一种“选与被选”机制，所涉及的是入学机会的问题；高考的竞争关系到能否跨入大学门槛，获得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但是，从社会深层意义看，高考却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在社会阶梯中的位置与资格的机制。长期以来，谁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谁就会分配到社会不同利益的“特权”，即具有“特殊”的社会身份。一个偏僻山村里的农民子弟可以通过高考进入大城市而从此改变了自己、以至家庭的命运；而对于城市中的白领知识分子家庭子女而言，高考则是惟一能够维持自身阶层的文化地位并追求更高社会身份的方式。

　　填报志愿的迷茫

　　从1999年开始，随着我国大学扩招后大学生规模的急剧膨胀，近年来大学生的“精英”光环已经开始黯淡。与往年相比，2004年高考有个明显特点就是考生人数的增加。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总计723万名，较去年净增110万名，增幅为17.9%，报名人数的增量为历年之最。农村考生人数首次超过城镇考生人数，今年农村考生为398万名，占报名总数的55%。尽管有相当一部分考生最终不能如愿以偿进入大学，但大学新生录取率的上升却是无疑的。

　　如果说，我国有关部门把扩招目标定为2005年的毛入学率(在校生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要达到15%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时在校大学生人数将达到1600万人，从而在事实上使高考的分量下沉，普通高校的含金量减少，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在这种形势下，也许有人还执着地抱着“精英”的意识，然而高考的竞争正从是否能被大学录取向是否能进入重点大学及热门专业的方向发展；因为只有进入重点大学和读热门紧缺专业的学生，才有可能在毕业后的人才市场竞争中取得领先的地位，从而有可能被纳入“精英”的范畴。

　　如今，对于众多已经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来说，他们对高考的迷茫与压力，不仅仅局限于对是否能被大学录取的关心上，更关注的是能否进入重点大学或读热门专业的结果了。但是，毕竟绝大多数高等院校属于普通高校，进入“象牙塔尖”的重点大学的只是少数考生，这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事实。因此，在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及时转变自己的观念。一方面，对于那些落榜的考生和他们的家长，正确认识高考，总结学习经验，理性对待结果，认真筹划未来，仍然可以有多种渠道拥有丰富的知识，获得相应的学历，实现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对于进入非重点大学或读非热门专业的考生，则要理性地确定自己在大学中的位置，努力在自己的不断奋斗中寻找超越的机会，在不断地学习与自强中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重点大学和热门专业的变数

　　近年来，全国各地一窝蜂地兴建大学城，有的地方甚至有四、五个大学城。虽然这些大学城里的教学硬件较大学的本部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有些重点大学的新校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北京大学的王教授就曾不无困惑、甚至有点不满地对我说，有些中国大学的第一梯队院校，把新生全部集中到偏远的新校区去读书，处于几乎与社会隔离的环境中，学生就难以感受到大学原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学术氛围，便有可能使自己虚有重点大学学生之名了。

　　肖肖的志愿是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学专业，在她心目中，人大是重点大学，其社会学在全国高校中也很有名望。不久前，她接到了人大研究生招生的复试通知，当时感觉一只脚已经迈进了有着鸿鸿大儒、端庄大气的神圣殿堂，以后可以听学界泰斗庄严说法了。可是，她很快就被告知，她和其他百余名考生都被划入人大苏州研究院。学生们在极度的矛盾中举棋不定，因为人民大学苏州研究院还只是一块牌子——没有自己的图书馆，借书要到20多公里外的苏州市内图书馆；没有自己的校舍，只能借用；导师是“空投式”教学，平时只能用电子邮件和电话联系——这能否实现最初的求学梦想？

　　尽管重点大学的名望还是闪闪发光的，但不争的事实是，某些重点大学的学生由于所读的并非是自己所喜爱、所擅长的专业，结果在“高手”如林的名牌大学里，过早地被“淘汰”出局。目前重点大学中，由于专业的不适应、精神抑郁、甚至自杀的学生大有人在；他们在毕业时也很难保证能比普通大学毕业生更有竞争力。今年，民办的浙江树人大学一名专科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毫无背景的情况下，以社会工作的服务理念与从容态度，力克名牌大学的本科强手，获得了省级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职业位置，被传为了佳话。同样，每年国家公派留学选拔考试的结果也显示，不少非重点大学毕业的考生获得了公派留学的资格。

　　大学生职场受挫率

　　反映了什么？

　　随着市场上对用人需求的供大于求和大学的扩招、各种民办大学的兴起，过去一向挺吃香的大学生就业开始遭到冷落。前些年有人曾预言若干年后，大学生毕业即将面临“失业”，现在对相当一些大学毕业生来说，确实碰到了这样的现实问题。2001年，高校毕业生共有115万人，那年，本科生就业率超过80%，研究生超过95%，专科生达到40%；2002年，高校毕业生有145万人，到当年7月份时一次就业率是65%；2003年，高校毕业生为210万，到当年7月为止，毕业就业签约不到50%。2004年，高校毕业生将超过250万人，不仅是毕业生为择业而到处赴应聘会，发自荐书，更有许多大学的校长和教师都在为帮助毕业生就业而不遗余力地工作着、游说着。

　　对于今年的高考考生来说，今天的大学毕业生面临的困境可能就是自己四年后的写照。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知识经济的压力，职业竞争全球化的挑战，以及职业市场的不规范，导致许多人无法预测和把握自身的未来。据《新闻晨报》报道，在大量大学毕业生职场遇挫案例中，不同背景的人所占的百分比如下：

　　以学校分类，重点大学毕业生占63%，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占37%。这些名校毕业生虽然有了高学历，受过一流教育，在学术方面的竞争潜力也不容忽视，不能不说这两点都使得名校毕业生离好工作更近一步，但这些条件在职场中还远没有构成“好工作”的必然条件。要找到好工作，无疑还要具备很多其他职业素质，并且有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同时，名校生对自身的期望很高，眼高手低在职场更容易遇挫。

　　以学历层次分类，研究生占33%，本科生占29%，大专生占25%，博士生占13%。可见，高学历者不一定在职场上受青睐，高智商也不意味着能在职场上一帆风顺。究其原因，部分高学历者存在职业定位不准确的问题，即高学历并没有与相关的职业定位结合起来；同时高学历者的低情商更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紧张，长期在象牙塔的学术氛围中也更容易犯职业幼稚病。

　　以学科和专业分类，工科生占57%，理科生占31%，文科生占12%。工科由于它的学科特点，受行业情况影响因素较大，例如目前大学生心目中最好的行业是IT业，但IT业的动荡，使得更多处于风浪之中的IT人，对职场之途充满了疑问，而且行业知识更新快、新人冲击力强，这让IT人在职场中起伏较大。理科类学生的情况与工科类似，但情况稍好。而文科类学生虽然应用面相对较窄，但“万金油”情况十分明显，这无形之中扩大了就业面，而善于沟通、善于交际的特点也让他们在职场中如鱼得水。

　　赫敦(上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日前统计的一组数据显示，文科生在职场中的生存能力要远远大于理工科学生，他们像沙漠里的胡杨。良好的沟通、交流能力，略显灵活的专业背景，再加上较高的情商，都让有着“万金油”之称的文科生在职场游刃有余。而那些曾经叱咤数理化考场，被称为“神童”的理工科尖子生，在步入职场后遭受挫折的几率却更高。

　　综上分析，太多的事实可以证明，昨天是重点大学或热门专业的骄儿，今天不一定能有好的职业前景，或者有可能在就业竞争中成为受挫者。相反，非重点大学、非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倒有可能轻松面对残酷的职场竞争，并取得胜利。例如，师范专业一度不被看好，但目前在许多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相对“吃紧”的情况下，师范类毕业生的就业却呈现供不应求的可喜局面。因此，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院校的人数也急剧增长，出现了师范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一涨再涨的局面。

　　因此，被非重点大学或非热门专业录取的大学新生及他们的父母们，一定不要被世俗的偏见迷茫了自己。条条大路通罗马，未必非挤“独木桥”。只要迈过“非重点大学”、“非热门专业”这个坎，就会发现还有更多精彩的机会等待着你。

　　面对成长变数的态度

　　一项由教育部《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组织的“新世纪中国大学生就业首选企业调查”，以北大、清华、武大等全国30余所高校的3万余名在校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历时4个月于日前正式完成。调查显示，发展前景(19%)、施展才干的机会(18%)、薪酬福利(16%)是眼下大学生选择职业首先考虑的因素。而根据1996年《北京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当时影响大学生择业因素排在第一位的为经济收入，占33.3%，第二位为能否发挥专长，占27.9%，第三位为社会地位，占19.5%。调查还显示了大学生在自身弱点的判断上，认识到自己存在没有工作经验(22%)、知识能力储备不足(15%)、英语不够好(13%)、自我定位不够准确(13%)等问题。

　　大学生如何面对成长的变数，这项调查给了我们以下的启示：

　　——“务实”的态度。现在的大学生不再只是盯着眼前的经济收入，而更多从个人的发展机会和行业的发展前景来选择自己的专业。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大学生的未来虽然仍面临着诸多的变数，但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热门专业”与“非热门专业”之间存在着转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一部分考生可能认为，上名牌大学才能成才。其实这些条件都是外在的。一个人能否成才，关键在于他自己。名牌大学里有庸人，普通大学也常常出英才。很多历史伟人，学者名流并非毕业于名牌大学。

　　——“自我定位”的需求。一方面，大学生已经开始意识到自我定位的重要性，应该进行自我心态调整；另一方面，大学生自我定位确实存在问题，而且较为普遍，需要引起大学教育工作者和校内外就业指导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高考选择专业时，学生和家长要慎重，既要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也要考虑到今后的就业因素，同时要有一定的前瞻性。

　　——“变动”的观点。目前，许多大学都开始尝试或实行按照院系和学科大类培养大学生的机制，按院系招生和培养，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入学后，经过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学习之后自主地选择专业，好处是学生入学之后对学科、对专业、对院系会有了解，因为现在很多中学生在中学阶段对大学的学科设置不是很了解，对学科的内容也不是很了解，这一方面给学生一个延迟选择的时间。另一方面学生到大学之后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他对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有进一步的认识，对自己的潜能也有进一步的认识，这样也可以从自身特点来选择自己以后学习和发展的专业。这两方面都可以避免在高考中填报志愿时由于信息不准确，对大学认识、对个人认识不足的“一考定终身”的矛盾。从这一机制的实行情况来看，大学生选择的专业也是可以变动的。

　　——“发展”的预期。大学生在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选择上，应更看重将来的发展，不要被眼前的一时光彩或挫折所迷惑，要打破事事求稳、求顺的传统思想，树立竞争和转化的新观念。确实，大学生思想活跃、不安现状、有强烈的成才意识，这是件好事。但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大学四年的学习，他们应该对自己的人生发展之路有个明确的目标，确定恰当的期望值，及时协调个人志愿与社会需要的关系，合理支配自己的情感和行动，得到社会认可的反映。

　　这样，即使在非重点大学里读非热门专业，也能使自己成为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唯如此，高考在形成创新人才辈出的社会大环境中仍不失其导向作用，并继续对我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总之，无论大学生面临怎样的变数，态度决定一切，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社会工作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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