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神坛的中国外交

　　刘若南

　　日本《朝日新闻》中国总局局长五十川伦义还记得自己前往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查阅解密文件时的情形，在外交部内部电脑上，输入关键字“日本”，共找到10个左右与日本有关的文件标题，再输入“美国”、“朝鲜”等关键词，接连不断的文件标题呈现在他的眼前。

　　2004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正式向国内外公众开放1949年至1955年间形成的上万份外交档案，它们的密级大多在“机密”以上。查阅者提前20个工作日提出预约申请并获准后，一次最多可查阅10份文件。

　　五十川伦义是解密文件的第一位外籍查阅者。“我的目的是去找找新闻，看有没有以前不知道的新闻现在解密了。”五十川伦义对记者说，在外交部档案馆，所有解密文件的标题都可以在电脑上查询，他和3个同事选择了十份文件作了全文阅读，并复印了其中的几份。

　　按照我国《档案法》第19条的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等类档案向社会开放的期限，可以少于三十年，涉及国家安全或者重大利益以及其他到期不宜开放的档案向社会开往的期限，可以多于三十年，具体期限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订，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在解密档案供公众查阅这一点上，外交部走在了各部委的前列。五十川伦义表示，“解密档案不仅对记者重要，对普通百姓也很重要。虽然这次解密的文件不多，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部门解密已到开放期限的文件。”

　　中国外交日渐透明化

　　解密外交档案只是中国外交领域诸多变化中的一项，随着中国与国际的日益接轨，中国民众可以更多的了解到原本居于幕后的外交新闻。

　　在今年1月胡锦涛主席出访法国之时，中央电视台同时在新闻频道和4套、9套以现场直播的方式作了报道，其中新闻频道现场直播的时间长达70分钟。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报道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时政新闻。

　　外交部前部长钱其琛用了半年的时间，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十件外交大事——“中苏关系正常化”、“柬埔寨问题的巴黎会议”、“飞往巴格达”、“东京的‘葬礼外交’”、“涉台外交的两次斗争”、“港澳回归”等——结集成册，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于2003年底出版。钱其琛也因此成了新中国建国以来首位退休后出版回忆录的外交部长。在习惯于设定密级的中国，将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讲给寻常读者听，这一行为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而现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也于2003年12月23日下午，同时通过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与公众进行在线交流。外交部长与公众进行的首次网上交流，吸引了2.7万名网民参与。李部长的坦率和幽默，让很多网友大感意外。

　　“这可能是外交部总结我国一年来在外交上经验和教训的网上调查，也是一次与网民直接接触的尝试，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争取统一思想和认识，防止和减少一些不利于国际关系健康发展的言论和行为的发生。”网友“关注司法”对此次在线交流作了这样的评论。而李肇星则表示：“我愿意和大家交流，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都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也相信会从网民中学到许多东西。我的那位古代同乡曾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万人上网对话聊天，其中必有我许多的老师。”

　　“这是好事。”针对近年来中国外交领域的诸多变化，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自成对记者说，这是国家领导人的外交作风趋于透明化的表现。外交并不神秘，它需要公众的参与，和过去相比，中国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更加成熟了。

　　“公众外交”受到重视

　　2004年3月19日，外交部新闻司邀请专家、学者就中国公众外交课题进行了座谈。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称，近年来，外交部本着“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精神，在面向公众、服务公众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与时代的要求、广大公众的期望和一些发达国家开展公众外交的情况相比还有差距，面临不少挑战。外交部已成立公众外交处的消息也在这次会议上传出。

　　这大概是官方首次在公开场合提出“公众外交”概念。一向高高在上的中国外交，开始和平民百姓发生关系。变化不是一夜间发生的，早在2003年9月6日举办的首次“公众开放日”活动中，外交部就放下了它高贵的身段。

　　35名普通中国公民，受到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部长助理沈国放等外交部官员的列队迎接，外交部的“神秘”大门对他们敞开了。在这35名公民中，有多位时常在“中国外交论坛”指点中国外交政策的网友。他们的受邀，被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开始逐步与民间互动的一个表征，公众的意见越来越受到外交部门的重视。

　　公众外交与传统外交不同。传统外交指的是各国政府、官方机构和政策精英之间的交往，而公众外交特指外交精英与普通公众之间的互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沈国放对公共外交有过这样一个解释：“公众外交是外交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其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外交部门与公众之间互动的加强，来引导公众、争取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沈骥如认为，近十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事务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出现了“传统外交”和“公众外交”齐头并进的趋势。公众外交通常被用于传统外交难以奏效或难以取得预期效果的领域，利用适宜的传播手段来影响公众舆论，从而推动和实现正式外交关系所难以达到的目的。

　　公众外交在西方发达国家并非新鲜事务。据了解，美国国务院很早就设有专门负责公众外交事务的部门，美国一年用于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

　　民意与外交决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中国公众获取国外信息的渠道日益便捷、多元，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网友们的参与意识非常强烈，他们的声音成为一种不能忽视的力量。

　　2003年，关于京沪高速铁路应采用磁悬浮技术还是日本新干线的争议，也被一种深深的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京沪线有可能采用日本新干线的消息传出后，中国的爱国者同盟网发起了“反对京沪高铁使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网上签名活动，在短短数天之内，就收集到了8万多签名。

　　虽然民众的一些声音时有偏颇，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张国庆还是觉得，让他们表达出自己的观点“积极的成分多一些。”张国庆对记者说，民众的声音来自各个业界，他们能够代表不同阶层的声音，他们的发言有利于政府集思广益，同时准确把握民心民情，作出更客观更理性的判断。

　　张国庆说，公民的参与不仅是在释放才智，也是在释放情绪。互联网等渠道成了民众的“排气阀”，他们把自己的情绪发泄掉，比压抑在心中，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认为，中国政府应积极、灵活地呼应、调控、引导和教育公众舆论，同时调控、引导和管束等形形色色的部门利益及其局部观念，以便有利于国家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实施，并且维护和促进国内的有关共识和团结。

　　张国庆也表示，对于一些比较情绪化的民众言论，应该加以引导，但不应追求观点的完全整齐划一。在外交基本利益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允许有更多的声音出现，是福不是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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