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记者 贺莉丹/摄影报道

　　2004年6月25日，上海市浦东新区西营路。

　　这一天大雨滂沱。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浦东社工站社工薛国生和袁铮打着伞走在路上，他们要去吸毒者张自立的家里。

中国互联网络调查问卷 抢注旺铺得超值礼物 中国报刊广告推介年会 3D魔幻宫之战

　　51岁的薛国生佩带着“上海市禁毒社会工作证”，他讨价还价半天，最后花10元钱在附近的小卖部买了一只大西瓜。

　　治保主任邵荣旗和居委会书记胡慧芬早等在居委会门口，4个人走进张家。

　　“最近身体好些了吗？”薛国生熟练地问张，对于这个到过8次的家，他一点也不陌生。“好些了，刚刚请了6天假。”3天前因肺炎住院的张自立说，“我已经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申请了一笔补助，应该很快就发下来了。”

　　邵荣旗和胡慧芬松了口气。张夫妻两人是“吸毒双职工”，有一个女儿在浦东中学读高三，春节时，张找居委会借了1000多元，前两天生病又借了1000多元。最后发展成吃一顿中饭的5元钱、给女儿买书的14元都在居委会挂账。无奈之下，居委会向禁毒社工求助。

　　禁毒社工初体验

　　“禁毒社工”是邵荣旗去年年底才听说的新鲜事儿，在55岁的邵荣旗的印象中，居委会干部也是“社工”——社区工作者。平白无故又多了一个“社工”组织，让老头有点纳闷，一问之下，才知道是“禁毒社会工作者”。

　　“他们比我们专业，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禁毒的工作怎么做。”邵荣旗很爽快地说。

　　2003年11月，薛国生和其他3名同事祁鳞德、张毅、袁铮组成了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浦东上钢街道社工站，负责上钢街道220余名吸毒人员的禁毒和教育工作。济阳一村居委会老年活动中心的一间10平米的房间是他们的办公室，每人一张桌子，屋里的一台电脑是看上去最值钱的东西。墙上贴着一张薛国生他们手绘的地图，清晰地标出了上钢街道27个居委会的详细地点。

　　“滥用药物者”是禁毒社工用的专业术语，在他们看来，所有的吸毒者都是病人，他们将自己的工作对象通称为“案主”。

　　“我们这些人都是经过笔试、面试、体检、政审、培训，最后才获得这份工作的，我们是1：20的幸运者。”薛国生在上海飞人有限公司做过12年的党政工作，他用一个笔记本，把一些纷繁的数字记下来：

　　“滥用药物者”中，人在户在的占29.81%，人户分离的占11.92%，去向不明的占21.56%，关在墙内的占33.03%；有经济收入的占46.5%，其中23%的人依靠政府低保，更多的人处于失业状态，终日游荡；就年龄来说，35岁以下的有54%，最小的吸毒者不到20岁；吸食海洛因的占了97%，服用“摇头丸”的占2%；吸毒造成30%的家庭分崩离析……

　　“我们觉得最困难的首先是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其次是怎样找到那些不知去向的吸毒人员。”社工站站长祁鳞德说。吸毒者的戒备心理都很重，他们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的隐私，也忌讳居委会和社工找上门。祁鳞德去的一些案组知道禁毒社工要上门，白天就溜了，晚上才偷偷回来。

　　“我们见一个吸毒人员，往往要先去七八次，白天要到居委会和居民家里了解情况，摸清楚他们的生活习惯。”33岁的禁毒社工张毅说。张毅的诀窍是先跟他的家人、邻居、片警建立良好的关系。

　　26岁的袁铮由华东理工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做了一年的销售工作，但去年8月份她听说上海在招募司法社工后马上就报了名，跟其他人不同的是，袁铮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禁毒，家里人都反对，认为女孩子做禁毒太危险了，但袁铮认为女性在禁毒工作中发挥的亲和力很有优势。“一般都是我敲门，他们看见是个小姑娘，往往就没什么戒心了，接下来也比较好谈了。”

　　禁毒社工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给社区的居民做防范工作。“吸毒人员夏天不敢穿短袖，怕针眼被人看见，他们不能喝酒，没有食欲，喜欢吃大量的水果。”薛国生告诉居民，这些都是吸毒人员的典型特点。

　　让薛国生欣慰的是，上钢街道吸毒者戒断半年以上的有60多人，戒断3年以上的人占20.3%，戒断5年的有3人，戒断7年的有2人。

　　用爱阻断毒品

　　2003年12月8日，张毅和祁鳞德第一次走进吸毒人员王中原的家里。居委会干部指了指一位斜靠在木板床上吸烟的男子，说他就是王中原。

　　听说来意，王中原腾地从床上弹起，近乎歇斯底里地喊道，“我早就不吸毒了，你们还找我干什么？因为吸毒，我吃了官司，丢了工作，成了人见人避的瘟神，儿子也轧了坏道。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提这事？你们给我出去！”

　　跟王中原的首次接触失败了。张毅回去后开始研究能攻破防线的方法。王的儿子刚因贩毒被劳教放出来，想找份工作，张毅跟居委会商量先帮他申请低保，然后跟职介中心联系。最后，王的儿子跟张毅混得很熟，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王中原也慢慢接受了社工。“老王现在最听张毅的话了。”祁鳞德很骄傲。

　　“亲情牌”成为他们经常运用的一种工作方式。去的次数多了，有些孤独的吸毒者会跟他们聊天。“他们过去到处借钱、骗钱，亲戚朋友都不愿意再跟他们联系，一个人挺寂寞的。”

　　“有些人因为身体极端虚弱，根本无法工作，有些人是经常复吸，单位根本不敢收。自己的钱花完了，就偷家里的钱。”祁鳞德说， “他们有很强的依赖心理，认为帮助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给钱给物，而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帮助他们自助。”

　　“我们可利用的资源不太多，对他们的期望常常不能满足，譬如说有些人希望通过我们找一个很好的工作，有些人希望通过我们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这些我们都做不到。”袁铮说她不愿意看见他们失望的眼神，“我们希望用爱构筑一道阻挡毒品的铜墙铁壁。”

　　袁铮更多的努力是跑戒毒所，去看望“墙”内的戒毒人员，一位吸毒的父亲把给儿子的信交到了袁铮的手里，“我们在向我们的目标一点点靠近，如果有希望，他们就不会碰那个东西了。”

　　复吸的千万个理由

　　然而毒品的力量强大得往往超过人们的想象。

　　23岁的曲斌在女友的带动下吸毒，前后两次被劳教。2002年2月，戒毒后的曲斌在上海艾维科阀门有限公司找到了一份底薪1800元的销售工作，“我不会再碰毒品了，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在我两次劳教生活中没有抛弃我。”当时的曲斌很乐观的向居委会表示。

　　2004年3月31日，薛国生和袁铮了解到，曲斌已经被公司辞退，情绪很不稳定，晚上睡觉都要吃安定。曲斌的母亲文秀很担心儿子再碰毒品，儿子洗澡、上厕所的时间长了她就会去敲门。

　　一次，文秀去买菜，把儿子反锁在家里。回来以后，文秀发现锁被撬了，家里的现金和助动车都不见了。文秀一下子瘫软在地。

　　“有时他们说的话你不能完全相信。”袁铮说。有时，袁铮和曲斌已经很熟了，她问曲斌：“干吗去了？”“到外面上班去了。”曲斌总是这样轻轻松松地说。

　　“我到过他的家里，也去过他的公司，我知道他已经没有工作了，而且就在吸毒，但他就是不跟你说老实话。我明明看见他手臂上有新的针眼，但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只能将错就错，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再交流。”袁铮说。

　　“他们总是复吸，我知道他们说谎是言不由衷，但每次查出他们复吸，我都觉得倍受打击。”祁鳞德说自己在工作过程中心理素质也不断提高，“如果他原来是注吸的，现在改成用嘴吸，这就是一种进步；原来天天吸毒的，戒毒后一年半载以后再吸一次，这也是一种进步。”

　　政府购买与民间参与

　　在浦东，有25个像上钢街道这样的社工站，在整个上海，有51个这样的社工点。

　　为了从源头上预防犯罪，上海率先构建“预防犯罪工作体系”，政府从社会上招聘“司法社工”，专门联系三类易犯罪的人群———吸毒者、刑释解教者、闲散青少年，以给他们更多关爱，引领他们走上正途。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上海新航社区服务总站、上海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三个社团分管以上三个工作。

　　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于2003年12月22日在上海市民政局登记注册，属于民办非企业性质，由社会知名人士受政府聘用担任董事会成员。董事长是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学院院长徐永祥，担任董事的有上海师范大学博导苏智良，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姜龙虎、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仲永根，上海市公安局原监所管理处副处长包卫。

　　根据自强服务总社副总干事长何锡金介绍，从去年11月份开始，上海市开始招聘首批130名禁毒社工上岗，今年上海全部的区都开展了禁毒社工的工作，大概需要400名禁毒社工。

　　心理、教育、社会学等专业的大学毕业生都成为禁毒社工的最佳人选。

　　“政府想通过社工这种人性化的工作方式弥补在行政执法管理上的不足，共同完善社会管理机制。何锡金用“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各方参与”来介绍禁毒社工的工作性质。政府购买了禁毒社工的社区服务，承诺给每名社工年薪4万。

　　上海市的目标是三年内将吸毒人数控制在2万以内，戒断率达到20%。社工和吸毒者按照1：50配置，每名社工周围要发展20名以上的志愿者。每个社工每季度至少要完成2份完整的个案，个案包括帮助他戒毒的过程、克服毒品的主要阻碍等。禁毒社工上岗前经过来自社会学、心理学、疾控中心、强制戒毒所的禁毒专家的近160个封闭课时培训，社工上岗3个月后，疾控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专家到已有的51个点考察社工工作，社会学专家担任每个社工站的督导员。

　　“戒毒人员如果尿检呈阴性，如果能从性格封闭到愿意跟人亲近、不撒谎，都是一种进步。”

　　(本组报道中涉及的吸毒人员均为化名)

　　借鉴云南经验：重返社会比复吸更痛苦

　　云南是国内毒品泛滥最严重的省份，也是禁毒措施推广最得力的省。针具交换、非评判态度、同伴教育、康复社区、推广使用安全套这些新的理念和模式都在云南生根发芽。而其中一个名叫“戴托普”的国际NGO组织所推行的禁毒模式尤其受到重视。

　　“戴托普”的英文名称是“DAY　TOP”，可直译为“每天最佳”，“戴托普”治疗又称“治疗集体”，它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强调所有成员同吃住同劳动，互相约束，互相帮助，从而使其成员抛弃药物或毒品。“戴托普”认为，吸毒成瘾的心理依赖才是导致复吸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整个戒毒过程中，除了脱毒治疗外，还必须对吸毒者的异常心理进行干预，使他们彻底摆脱毒品。

　　“复吸率和重新犯罪率一样高，造成复吸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人是缺乏对毒品正确的认知，而更多的人由于长期处于亚文化的环境下，他们发现，重返社会的痛苦比复吸更痛苦。”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负责人杨茂斌表示，“戴托普的工作方式是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内，给他们提供心理培训，让他们重建自己的价值观，重新融入主流社会。”

　　戴托普的做法在武汉、广州、北京都已经扎根。在昆明，戴托普帮助了1600多人，目前保持两年以上操守的有300多人。把学员分成清洁组、厨房组、事务组、纪律组和项目组等，学员按照等级，通过自己的努力逐步上升。

　　“戴托普提倡的用同伴集体力量来教育吸毒者比强制戒毒更能帮助人性发展，也更有效。”杨茂斌曾经在昆明市药物依赖康复研究中心工作过四年，99%的复吸率让他觉得相比生理脱毒，心理脱毒更为重要。

　　戒毒和预防艾滋病是戴托普肩负的两个职责。他们开始小试点的尝试，向来听讲座的吸毒人员免费发放针具和安全套。这种做法引起轩然大波，部分人认为这种做法鼓励了吸毒。

　　4月14日，云南省个旧市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正式启动，这是云南省第一个国家海洛因成瘾者美沙酮维持治疗试点。而早在1998年，戴托普就向学员免费提供美沙酮。

　　静脉注射毒品者，为了把最后一点毒品充分注入体内，往往要抽回血液，把残存在注射器里的毒品冲洗一下，再注射进去，这让他们中间70%的人都有感染艾滋病的危险。

　　“美沙酮的最大优点是口服，不用注射，而且成本很低，这可以大大降低感染艾滋病的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