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琪 朱文娟

　　求真从一只花瓶开始

　　一大会址的桌面上陈列着一只玫红色的花瓶，广口大肚，老百姓家中常见的。可是，陈沛存老人却指着它说：“这种红色要黄金调色，当时，我们专门为它申请了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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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1958年发生的故事，现在已经没有几个人知道了。陈沛存是当年参与复原一大会址而又健在的两个人之一，今年76岁了，他说：“共产党员怕就怕认真二字，薛文淑认为颜色不对，我们就一定要搞对了。”薛文淑是1921年此地的主妇、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嫂子。

　　那时候一大会址刚刚重新开放，修复人员专门请了陶瓷专家来，经过反复考察，专家认为这种颜色必须在烧制时加入黄金，修复组就专门申请了黄金，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只花瓶。

　　放花瓶的桌子也是一个“认真”的故事。陈沛存说，当时有一批家具工人来参观，他们认为摆在客堂间里的桌子式样不对，不是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人家里的样子。会址工作人员立刻向薛文淑请教，她才说：“是不对，颜色也不对。”根据薛讲的颜色、式样，家具工人重新打了一张，直到薛点头。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张，比曾经摆设的大多了，接近原来的大小。

　　一个主妇“胜”过两个代表

　　这张桌子是开会时用的，其增大的尺寸更确定了一件事情：一大是在楼下开的。

　　一大会址在开会之后就结束了革命史命，30多年的岁月打磨尽了很多人的记忆，1951年，按照一大代表李达、包惠僧回忆，把会议室布置在楼上，桌上放着花瓶和烟灰缸，墙上悬挂了马克思、列宁头像，还有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手迹。

　　而薛文淑则说会是在楼下开的：“我当时刚刚出嫁，还只有17岁，对我的新房很有感情，楼上是我们的新房和李汉俊的卧室。”她记得，家里仅有一张长餐桌，由于楼梯狭小，从来没有搬到楼上过。

　　现在的这张桌子确实搬不上楼了，证明一大是在楼下开的。1956年董必武亲自来一大会址考察，他肯定地说：“人家有女眷，我们的会还有外国人参加，怎好到楼上开呢？”

　　今天我们看到的会议室就像当年普通上海人的餐厅，仅一桌，几椅，十几个圆凳子而已。

　　一大会址“活”在人民当中

　　1955年，中央批准了上海建革命历史纪念馆的计划。当时，有前苏联专家提出，一大会址太不“气派”了，应该把周围的房子都拆掉，建一个大花园，在花园里造一个“气派”的革命纪念馆。按照这个建议，华东设计院设计了草图，花园覆盖到现在的太仓路、马当路。

　　方案提交到中央后被否决了：“这么搞把周围环境都破坏掉了，看不出当年的原状和气氛了。”直到今天，一大会址仍然掩映在一片石库门房子中，从外表看和普通的民居浑然一体。正如董必武的题词：“马列主义只要有人会在劳动人民中传播，革命的道理就会在群众间生根，群众的革命运动就会发荣滋长起来。”

　　渔阳里飞出个朱逢博

　　1958年，上海市委决定配合一大会址设计一个“革命历史博物馆”，包括同济大学在内的三家单位派人组成了设计组，包下了渔阳里全部的房子进行设计。

　　陈沛存当年30岁，负责革命史迹的调查复原，住进了渔阳里。“弄堂里都是年轻人，都满怀革命的热情，看到的每一张脸都是新鲜的、漂亮的。”年轻人都在弄堂里洗脸、刷牙，经常有歌声响起来。

　　“我们发现有一个女声特别好听，只要她一唱，所有的人就都停下来，侧耳细听，连淮海路上逛街的人也会探进头来。”一打听，这人是同济的学生，搞设计的，名字叫朱逢博。“我说呀，朱逢博就是从渔阳里的弄堂里飞出去的！人民的歌唱家！”

　　前25年未真正对外开放

　　如果不是陈沛存说，我们很难相信1951年就基本修复的一大会址，直到1976年才对普通老百姓开放。在1951年9月制定的参观办法中，规定只针对内部人士开放，比如党内人士和外宾、首长等。到1957年底重新修建、1958年重新开放，也是只对内部开放。党员参观可以，但是要提前登记，一批不可以超过30个人。

　　“一大会址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瞻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而生肃然起敬之感。”1952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话正好解释了这个现象。

　　然而，1966年大串联冲击了这个规定———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包围了一大会址，要求瞻仰“红色起点”。迫于压力，一大会址只好让红卫兵们进来。

　　“我就拿着话筒站在这里，每一批300个人听我说完了就进去参观，18平方米的会议室一会儿就看完了。出来了，他们很纳闷：怎么就完了？”76岁的陈沛存站在兴业路78号的天井里，回忆当年的风雨，“依他们的猜想，这里面应该挂上马克思、列宁的像，还应该布满红色的标语。但真实的情况是，第一次会议的确什么都没有布置。”

　　还原一个真实的红色起点

　　从1958年到1976年，陈沛存由30岁的青年步入了48岁的中年，这才迎来了一大会址真正公开开放的日子。“修复一大会址始于更早的1951年，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才放心了，相信基本上恢复了红色起点的原样，经得起世人推敲了。”

　　即使是这样，只要一有新的发现，一大会址仍然时刻准备按照历史的原貌来改变。陈沛存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兴业路上的门环是精雕细镂的。后来，会址旁边的房子动迁，一扇居民的矮门打开了，露出里面的门环，是简单光滑的圆形，一点也没有雕饰。专家经考察认为，这里都是同一个人修的房子，门环应该是一样的。这样，我们按照后来发现的门环式样，更换了原来的门环。”

　　从繁复到简单，从神圣到质朴，革命圣地一步步恢复她本来的面目———如今，兴业路76号、78号的门牌仍然是上一个世纪的：“望志路106号”和“望志路108号”。走进去，厨房、卫生间、卧室、客堂、亭子间，似乎从窗口还可以看到孩子的笑脸，有刚洗的衣服还在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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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会址风雨历程

　　一大会址的这幢房子，建造于1920年夏秋之间。当时，沿马路一排5幢石库门房屋，即望志路100号至108号（今兴业路70号至78号）与后排4幢房屋相连，中间是一条弄堂，总称树德里。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没有厢房，但每幢房屋各有一个大门一个天井。据当时的房主———“戴瑞记经租处”的私营大房东陈老太回忆，新屋建成后不久，她就将106号、108号两幢房屋租给了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居住。李家把两屋的后天井打通了，但前面仍是两个大门，两个天井，分门进出。后来因为李家来往客人太多，并且常常在夜里开会，所以被法租界巡捕房注意上了，他们在这里住了三年左右就搬走了。

　　李家搬走后，房子又被租给了董正昌。董将沿望志路一排五幢全部租下来后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将100号、102号、104号改为三上三下的房屋结构，将104号天井改建成厢房，100号大门封砌成墙，仅留102号作为进出大门；而106号、108号两幢房屋则被改建成为二上二下的房屋，106号天井也改建成厢房，仅留108号大门，被董转租给了亲戚住。后来，在106号楼下曾先后开设了“盈余木行”、“兴业当店”和“恒昌福面坊”。1943年望志路改名为兴业路，门牌号码也重新调整过了。

　　1951年4月，沈之瑜、杨重光等通过走访斟察，用了半年时间终于找到并确定了这个地方，即原望志路106、108号，现兴业路76号、78号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还设有辅助陈列室，展出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