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审计报告刚一曝光，媒体和公众就众口一词地称之为“审计风暴”。我觉得这个概括还是很贴切的——上至中央的一些部委，下至部分地方政府，多少原本“神秘庄严”的形象都在“风暴”中轰然倒塌。已经有人预言，审计风暴过后，当是“问责风暴”，可能会吹落一大堆贪官的乌纱帽，真是大快人心。
让公众感到好奇的是，近年来各种监督、廉政的举措不可谓不多，为什么大部分都不
疼不痒，充其量也不过是“水过地皮湿”，很少达到“风暴”的层级呢？仔细研究一下这次“风暴”的“风源”国家审计署，就会发现有两个因素在“风暴”的酝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审计署的独立性是“风暴”得以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用审计署社保司司长姜洪的说法，“按照现行宪法的规定，审计署作为国务院的组成机构，直接对总理负责”（6月30日《中国青年报》）。由于它的这一特性，审计对象也好，预感到问题将被揭露的官员也好，就很难采用直接行政干预的手段来阻挠审计署的工作，只能看着调查的线索逐步向自己逼近而徒唤奈何。他们既不能威胁将审计署的官员免职，也不能下令停止调查。失去了这两个最有力的武器之后，他们只能采取一些“柔性的”、迂回的方式干扰审计官员的工作，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审计署的这一特征和香港的廉政公署有异曲同工之妙。廉署的特点就是直接对特首负责，特区的其他官员一律无权干预，结果打造了一支在世界上也数一数二的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拒绝和审计对象结成“利益共同体”，是审计风暴得以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诚如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办的一位官员描述的那样，“我们的差旅费、生活费、交通费、通讯费都由我们自己支付。在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我们审计了半年，交通用车是按每公里1元钱支付的，电话费都是我们自己埋单。”（6月30日“央视国际”）试想，如果他们在那里白天吃请，晚上洗桑拿，临走时再揣上一个大红包，那审计报告还怎么写呢？
实际上，我们国家有监督权的部门绝非审计署一家，但之所以没能形成类似的“风暴”，关键在于有些部门的用意并不在监督，而在于以监督权为后盾，以分享“腐败利润”为目的，和监督对象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这种“生态”下，他们当然不敢掀起什么“风暴”，否则的话，在“风暴”中垮塌的将不仅是监督对象，还有他们自己，打铁还要自身硬。
一份审计报告，一场审计风暴，让我们悟出了很多东西。追究“审计风暴”揭露的问题重要，但认真总结审计署的成功经验，并用来指导其他监督机关的工作，很可能是报告本身更重要的，也更有长远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