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以宾浙江瑞安市人民医院大面积出现医疗腐败，共有59名医务人员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回扣，总额高达115万元。就在提交审计报告的当月，院长张力成被提拔为卫生局党委委员。该医院干部职工认为：医院出现这样大的问题，医院院长难辞其咎。
从地理位置上划分，省与省、县与县交界的地方常被称为“三不管”，故在社会秩序、公共设施等方面每每成为最乱、问题最多的区域。从社会角色上看，人民医院院长与这种
“三不管”现象颇有些相似，即由于他的“角色”较为特殊，常常成为监督制约的盲区。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目前无数个公立医院出现的与瑞安市人民医院类似的医疗腐败以及侵害患者权益的种种问题，无疑与无数个与瑞安市人民医院院长类似的医院负责人有着直接关系。
人民医院院长究竟算是个什么社会角色？是政府官员还是经营者甚或医疗企业的“企业家”？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与政府官员“角色”紊乱的现象一直难以理清，并由此造成对其价值评判、考核奖惩以及本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种种困惑与难题。而人民医院院长在“角色”难题上，则算得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他不应是官员，但与官场的关系甚至国企负责人更密切，尤其在经济利益关联上更微妙。试想，假如某个国有企业被审计出同类问题，其负责人未见得能受到如此倾心的开脱和露骨的庇护。另一方面，他不应该是医疗经营者甚或医疗企业的“企业家”，因为理论上一直认为人民医院并未真正商业化并彻底走向市场，但在这些院长们领导下的人民医院，如今还有几家真正保持着代表党和政府为广大患者提供“福利”的责任感、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事实恰恰相反：相当一部分公立医院在经营思想、经营手段上，甚至比那些缺乏商德、毫无社会责任感的不良企业更惟利是图，更心黑手辣。
尽管在现代法治社会里，从事任何职业、处在任何社会角色的人都必须遵纪守法，但社会角色的不同往往决定着其价值取向、利益实现途径的不同，从而决定着其最直接、最有效接受监督制约的方式与途径的不同。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员，职位升降是对其价值评判的主要途径，与之相伴的则是他必须接受党纪政纪、一整套官员行为规范的约束；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经营者甚或企业家，“赚钱”是其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他不仅要通过广大消费者“用脚投票”获得市场利润，而且必须接受一系列有关法律和市场游戏规则的约束。
而就瑞安市人民医院的这位院长看，其角色定位，其最直接、最有效接受监督制约的方式与途径究竟算哪一种、哪一类呢？作为医院党委书记，也许他经历过“三讲”，学习过“三个代表”，但市委组织部不太可能把他视为地地道道的官员，而上级主管部门则很可能把他视为“经营者”，且“利润”上缴得越多，这个经营者便越优秀。
作为向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一家“经营实体”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他却又处在一种特殊的市场供求结构和“游戏规则”之中：一方面，医疗资源严重短缺，患者即使明知其中“黑”与“诈”，但有了病总还得去医院求医，而且不敢得罪他们；另一方面，索要“红包”、药品回扣、医疗器械回扣已成行业性“潜规则”，许多不合理现象乃至荒唐、丑恶行为甚至找不到适用的法律条文……
个人操守固然很关键，几千年来形成的美好医德和“杏林”文化固然需要发扬光大，但这些能经得住人民医院院长监督制约“三不管”的长期侵蚀和考验吗？倒掉几个院长也许算不了什么，个人行为失范而被撤职也许无话可说，但这样能改变“三不管”、尤其是广大患者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社会现状吗？相关报道见昨日今报焦点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