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安徽彩票业(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7月01日10:10 合肥报业网--江淮晨报

　　逍遥津

　　因“陕西宝马案”、“深圳彩世塔案”而引发的信任危机，使彩票业在一夜之间淹没于公众的口水中，它自始至终所蕴含的风险和管理上的混乱也大白于天下。这些个案的发生仅仅只是偶然？是个别人的因素导致了彩票业的雪崩？还是整个彩票业已经从根本上陷入重重危机？“宝马案”只是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通过对安徽彩票业的调查，或许可以得出部分答案。

　　彩票信任危机

　　就在“陕西宝马案”将中国彩票业公信力扯进最低谷的时候，一位姓周的彩民致电本刊，与记者进行了近半个小时的“探讨”：他自称是位“铁杆彩民”，在省城举行的很多次即开型彩票销售他几乎都参加了，“有时甚至到外地销售现场去买”。他承认“运气不太好”，投进去2万多元，但回报只有1／20不到。他接着说，“现在我感觉不是那么回事了，不是运气不好，而是这里面有问题。”他认为，“陕西宝马案”为他的屡次失利提供了一个“很可怕”的解释和结论——“我就不信安徽彩票一点问题没有。”

　　另一位姓关的彩民则表示，他从来没想到卖彩票的过程中会有这么多的猫腻，“有许多不可告人的地方”，他甚至有些愤愤不平地说：“今年五一期间，我还在安徽大剧院买了800多块钱的彩票，结果什么也没中——我是不是被骗了？”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受“陕西宝马案”和“深圳彩世塔案”的影响，本刊接到很多彩民打来的电话，纷纷对彩票的公正性和公开性质疑，并希望记者能够对安徽彩票产业的“健康状况”进行关注和调查。他们的疑问十分接近，那就是：安徽的彩票业有没有问题？产生的那么多“彩票富翁”是不是都真实可信？怎样才能保证彩民的利益？他们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彩票业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件，希望安徽彩票业能够健康有序地发展。

　　“越描越黑”之虑

　　由于即开型彩票销售于5月14日被财政部紧急叫停，不管是安徽体彩管理中心还是福彩管理中心，都在担心怎样来完成今年的彩票销售任务。而让安徽体彩暗暗庆幸的是，就在“紧急叫停”前半个月的五一黄金周，他们还在安徽大剧院举行了今年首次即开型体彩的集中销售，尽管2000万元的奖额最终只卖出了400万元左右，但这个结果已经让他们很满意了。

　　“现在我要是说安徽的彩票管理如何如何规范，只会越描越黑，起不到任何作用。”面对公众的疑惑，省体彩管理中心主任李孝春觉得此时谈及，会招致更多的敏感。

　　但他强调说，“西安宝马事件其根源并不在彩票发行本身，是由于监管部门的失职、失责和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是人为因素。而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深层次的原因是彩票管理体制有缺陷。”

　　他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安徽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的附和，该中心张主任说：“彩票业之所以出了这么多事，完全是人的贪欲造成的，那个杨永明，他本身就有问题，既是彩票中心的工作人员，又是承销商，而且与公证部门有关联——所以西安事件不具有普遍性。”

　　尽管担心“越描越黑”，但两家彩票管理中心还是有着强烈的“辩解”欲望。针对体彩，李孝春主任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记者，安徽体彩从1996年开始推出，体彩管理中心一直按照彩票发行的有关规定，对彩票发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监管，包括兑奖、摸奖、票务管理、款项管理都严格按照程序操作，“体彩的即开型彩票也有发行商参与，但是发行商只是参与彩票发行的前期宣传和商业运作过程，关键环节仍控制在体彩管理中心手中”。

　　与体彩相比，安徽省福彩即开型彩票则是“自始至终，都是由福彩管理中心、承销商、公证部门三方共同参与，包括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张主任还强调：“如果三方都有职业道德和责任心，就不会出事。”

　　尽管如此，面对媒体的采访，两家彩票管理部门还是都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李孝春反复告诉记者，“西安宝马事件只是个别现象，很多彩民对彩票的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安徽的体育彩票发行绝对没有问题……等时机成熟了，我们会对彩民的质疑进行一一解释。”

　　寻找安徽彩票“富翁”

　　“西安宝马案”被披露后，在此之前由杨永明一手执导的多起黑幕相继连根带出——以往的彩票大奖得主有许多竟是由杨刻意安排的；而深圳“彩世塔”一案涉及作弊20余次、被找来帮助摸取大奖的“大奖得主”竟达100多人。这一切，都给在公众面前本已十分神秘的大奖得主更增添了不真实之感。一些彩民打来电话说，彩票业要想还信誉于公众，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布以往这些大奖得主的真实资料，“看能不能经受住考验”，“如果他们都是货真价实中了大奖，那么人们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

　　面对这种呼声，省体彩中心予以了断然否决，表示，从财产权和生命权来考虑，人们更应该尊重他人的生命权，如果将大奖得主公之于众，会威胁到中奖者的生命安全，所以彩票管理部门一直尊重中奖者的意愿，即替他们保密。“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中了大奖后，弄得人人皆知，你还会买彩票吗？”李孝春说。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大奖得主的资料才会对外公布呢？省体彩中心答复说，“除非是司法机关来调查。”省福彩中心则表示，“我们不是组织者，具体发行是由下面地市级民政部门在操作，因此我们没有这些中奖者的姓名和相关资料。”

　　然而实际情况是，地市级彩票管理中心也未必知道这些大奖得主的资料。六安市福彩管理中心彭主任告诉记者，每次销售彩票，都是由县级民政部门对大奖得主负责把关，包括验票、核对中奖者的身份等，“这些中奖者的材料并不报到上级部门，我们也不要求了解”，而且，“为了安全起见，这些中奖者的身份资料在保存一段时间后就会被销毁”。

　　记者在一些地市福彩管理中心得到了相类似的答复。而安庆市福彩中心陈主任说，这些中奖者的材料有一部分，但“要慢慢查”。截至发稿时，记者再次去电，无任何结果。

　　按照以上的这些说法，大奖得主的真实性至少存在着两种假设，而且这两种假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同时成立的：一是大奖得主货真价实，他们之所以被保密，是出于保护他们的需要；二是这些大奖得主的身份非常值得怀疑，但由于他们的资料只对有足够证据证明其作弊并据此进行调查的司法机关开放，所以公众的知情权无法实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可能公众对大奖得主真实性的怀疑永远也得不到答案。“西安宝马案是因为出了事，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他地方呢？如果真有问题，作弊者凭着‘保护’的借口，岂不是可以一直捂下去，永远也不会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一位彩民对此表示不解。

　　安徽即开型彩票自问世以来，已经制造了数十个百万元以上“富翁”，其中，500万元以上的“富翁”30多个，100万元以上“富翁”20多个，而几十万元的“富翁”更是数不胜数。

　　而如今，在公众眼里，这些百万富翁身份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也布满了疑问：他们是本着公开、公正的原则，通过合法渠道“一夜致富”的吗？还是成了一些不法者欺骗公众所使用的“障眼法”？他们为什么不能站到阳光底下，仅仅是因为个人隐私权吗？当个人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冲突时，人们又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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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报记者祁海群万家兵图／刘兵生

（来源：逍遥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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