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培元
王幸福，河南宜阳县一个普通农民，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8月，自带馒头和方便面，几乎走遍了全县的乡村，先后秘密调查13个乡镇的230户被殴打、被非法拘禁、被抢粮抢物的农家。结果发现这些所谓的“暴力抗税”事件竟全为子虚乌有，230户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拿不惯笔的王幸福，竟用粗糙的大手写成了生平第一份调查报告。当他那份
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60多页调查报告辗转送到国家有关部门时，这一起起暴力征税事件终于浮出水面。(见6月30日《半月谈》)
看了上述报道，笔者感到一种无言的愤怒。如果不是王幸福冒着风险展开调查，230户农民冤案恐怕永远无法昭雪，他们不仅钱粮被抢，饱受老拳殴打，身心受污辱不说，还要被“暴力抗税”这顶大帽子压得一辈子抬不起头。
230起性质恶劣的暴力征税事件，经过乡镇干部的生花妙笔，转眼成了令人恐怖的暴力抗税案，这简直就是一把杀人于无形的利刃，手段高明且厉害。不仅施暴者打得理直气壮，受辱者的嘴也被其堵得严严实实的，可谓“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你想想看，一个不把国法放在眼里的法盲，一个爱占国家便宜不愿履行公民义务的“刁民”，一个动辄对文明征税的干部施以暴力的蛮横之人，谁还愿意答理、敢于答理呢。
在一个经济不发达县，短时间内就出现如此多“暴力抗税案”，那么多乡镇干部在栽赃无辜群众时所使用手法又如此惊人地相似，让人总觉得这像一幕情节雷同的连续剧，背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指挥并左右着局势。到底是谁导演了这230起虚拟“暴力抗税案”？
是不择手段逐利的“执政观”在导演这幕闹剧。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机构过于臃肿庞大、官员竞奢攀比之风严重，在向农民征收税费时顺便搭车，借机转移公共财政沉重的负荷，已成为其“行政行为”的一种常态。所有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虽在领导脸上贴了金，却由收入菲薄的老百姓为其埋单。政府在超出群众承受力的情况下与民争利，就是暴力征税、暴力抗税现象出现的最直接原因。
是基层官员粗暴蛮横唯我独尊的“老大”作风在导演这幕悲剧。透视这230起事件，没有一起是按税法要求征收的，税费征收标准不公开、不透明，多收滥收普遍存在。收税干部成了“打砸抢”小分队，不仅做不到尊重纳税人权利、体恤农民群众，对照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文明征税“十不准”，其言其行没有一条达到要求的。而且频频向群众施暴，随便往群众头上扣“暴力抗税”大帽子，这样的官员已不是作风不实、不善于沟通群众的问题了。他们欺下瞒上、鱼肉百姓，以暴力行政破坏党群干群鱼水关系，根本不配做人民“公仆”。
幸亏有个王幸福，在他的秘密调查并督促下，有关部门及时叫停了这幕闹剧，也避免了更多农民兄弟陷于不幸之中。“以一个农民的名义”，王幸福在解释个人动机时如是说。这一句话简短、朴实、有力，令我们怦然心动。当230家农户饱受屈辱时，他们恐怕并非没有想到用这句话来辩争，当地政府将他们称为“暴力抗税户”，实际上已剥夺了其话语权。“以一个农民的名义”从他们口中说出，在基层官员耳朵里当然声音细微得可以忽略不计。
珍惜民力，才能培育出无限的活力源泉。王幸福以一个农民的觉悟和秘密行动揭出230起虚拟“暴力抗税事件”真相，对230个农民家庭来说是幸运的，但对我们这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响亮的警示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