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频道高路7月1日报道：“‘透明政府’要‘作为’，不要‘作秀’”，“不是法定的‘例外’不能成为信息不公开的挡箭牌”……连日来，上海市首起问责“政府信息公开”的诉讼案引发震荡波，凸显出政府信息公开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政府信息不公开的“例外”，究竟谁说了算？

　　70岁的董老太是自5月1日《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式实施以来，第一个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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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信息不公开”为由状告相关部门的上海市民。董老太称，1947年其父从法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购买了位于岳阳路某弄14号的房产，她与父母自1947年9月1日至1968年7月16日居住在那里。“文革”期间，该处房屋的原始资料大部分灭失。于是她向徐汇区房地局申请查阅该处房屋产权的历史资料。而徐汇区房地局以董老太“非该处房屋权利人”为由拒绝她的申请。徐汇区房地局表示，他们是根据1998年上海市政府发布的《上海市房地产登记材料查阅暂行规定》而拒绝董老太这一申请要求的。按此《规定》，只有房屋所有权的权利人或其代理人，才可查阅与房产有关的原始凭证，但董老太并非岳阳路该处房屋的权利人，因而有关信息不能向其公开。

　　董老太认为，按照《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董老太要求查阅与己相关的房屋产权原始资料并不属于“免于公开的内容”，有关部门理当依法提供查阅的便利。6月11日，董老太一纸诉状递至法院，要求判徐汇区房地局切实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

　　尽管这起状告“政府信息不公开”的行政诉讼得到了正式立案受理，目前尚在审理之中，但其引发的“震荡波”冲击着上海的社会各方，一时成为申城街谈巷议的一个焦点话题。

　　旧规与新规内容相左，有关部门应不应该及时予以梳理？华东政法学院副教授朱芒表示：“这一案件的出现，可见市民真正在运用着‘信息公开规定’，同时也表明‘规定’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而更多的市民则直言不讳地甩出一串问号：“以前的规定不符合现时的要求，为什么不能及时调整？”“一方面积极宣传打造透明政府，一方面又以‘例外’拿来搪塞问题，怎么行？”“如果给市民查查政府公报和文件很容易，解决老百姓切身需求的实际问题时常犯难或回避，这样将‘透明’沦为‘作秀’，又有什么意义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董老太这起诉案引发社会议论后不久，又一个话题正在漾动开来。自26日上海公布高考分数后，近些天，市民纷纷疑惑地“讨说法”：为什么高考、中考要搞有偿查分？高考、中考的分数，是否属于政府信息“不公开为例外”中的法定“例外”，需要让考生出钱把属于自己的考分“买回”？

　　“通过声讯台查询高考成绩，每分钟收费2元，市话费另计；登陆网上查分系统，支付4元信息服务费。”这是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放的查分须知上列出的。据不完全统计，高考成绩公布的26日零点，上海市约有3．2万名考生在第一时间内通过电脑或手机查分；截至当天上午6点，约有4万多名考生通过声讯台查询高考分数。短短几个小时，不知有多少钱哗哗地流出。再过几天，这样的情景又将在上海十几万中考学生中重演。

　　考分到底归谁所有？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晓伟说，公布考分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商家将原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东西硬性垄断起来，把本该向考生公开的信息转让给第三方作为赢利的手段，这对于“服务政府”的形象无疑是一种损害。

　　社会进步渐成的一种共识是：现代文明建立在空气、水和信息这三大基础资源之上，政府有效积极的信息披露，有利于政府和民众采取一致行动，推进文明进步。政府信息从以前的不尽公开，到如今的“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无疑是政府工作的巨大进步。有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中国上海”政府网站一个月的总访问量达到1200多万次，日均页面访问量39．3万次，是信息公开规定实施前的两倍多。事实表明，上海市民对政府信息公开这一举措，是十分欢迎、热情支持的。

　　但群众的欢欣，不等于可以忽视客观存在的诸多不足。对此，一位专家分析指出，董老太的诉讼案与市民对高考有偿查分的质疑，所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界定政府信息“不公开为例外”中的“例外”。“原则”与“例外”，很可能成为政府信息公开与否的一个模糊性规定，甚至使“不公开为例外”的表述成为政府信息不尽透明的一个“挡箭牌”。

　　不公开的“例外”，究竟谁可以说了算？“当然是法律法规。”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曾坚对记者说，政府公开信息的“例外”标准，不能按过去的老规定来判断，也不能由一些部门自行确定，更不能让个别领导“拍板算数”，必须严格依照国家法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进行。

　　谈起马上施行的《行政许可法》，曾坚表示，其中同样提出了对政府“透明”的要求，例如行政许可的依据、范围、条件和程序等，都必须向老百姓公开。她认为，上海在三个月时间里实施两个重要的行政法规，对政府增强信息公开的力度，提出了严峻的要求。对于政府而言，只有树立了行政机关应为相对人提供服务、行政权力和行政责任统一的观念，政府机关的“透明工程”才会有效，才能赢得老百姓对“服务政府”的满意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