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一期《半月谈》报道，河南宜阳农民王幸福秘密调查230起暴力征税事件（75名群众被打伤），无一例是真正抗税的“钉子户”。他撰写的平生第一份调查报告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河南农监办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这个暴力征税的事件，是用农民包含着泥水、血水、汗水和泪水的60多页调查报告来揭露的，并非由相关部门督察检查所得出的结论呢？如果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在缴纳
税收之外，还要承担这种本不应该由自身所承担的责任，那么对农民来说，就不是一个是否公平的问题了，而是是否真正给了他们生存空间和生存条件的问题了。能否生存下来，显然是比公平还要重要的问题，尽管生存离不开公平。
为什么是由农民揭穿了暴力抗税的谎言？为什么有人能把暴力征税描述成暴力抗税？在笔者看来，这一方面在利益博弈格局中，农民的利益不受重视和表达自身声音的权利被剥夺有关；另一方面，更源于公权的变异。公权保护的是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是普遍性的、公共性的利益，也可以说社会公共利益本质上就是普遍的每个人的利益。公权就是要保护每一个人普遍的利益。
让人欣慰的是，这个农民的调查报告已经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但是重视不是我们停止反思的理由。公权的实质是一种价值控制和资源控制，能够使分散的社会力量一体化，使社会秩序维持在权力意志的范围之内。如果公权的行使失去了有序性，当成欺压百姓的工具，就严重违背了公权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功能，就有可能使社会陷入混乱。农民调查暴力抗税的行为充分表明了公权的变异。
农民调查所揭穿的暴力抗税的谎言，多少影响公权的公信力。在向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前进的过程中，这对普通公众的心里会构成一定的杀伤力，也会延缓法治社会的进程，作为公权的行使者，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声音>>>
调查征税问题，从职权范围中划分，应该属于税务部门、监察部门或者其他部门的事情，但遗憾的是，这些部门却对230起子虚乌有的“暴力征税事件”采取了承认或者默认的方式，引起了纳税人不小的愤怒。这些政府部门所提供的行政服务显然不能让纳税人满意，严重损害了政府作为国家公器的职能。
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明确提出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这更要求政府部门完全彻底发挥国家公器的职能，为老百姓提供满意的行政服务。作为纳税人养活的政府，现在需要纳税人自费替政府部门代替工作，这仅仅是政府部门的失职或渎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