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以来，日本对台湾为何一直采取模糊政策和对台湾有特殊的复杂感情？一部分深受战前日本殖民教育影响的前台湾“皇民”，为何迄今仍有难以理喻的日本情意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挥军南下期间，台湾总督府为配合战局，曾如何挖空心思，赋予“台湾皇民”特殊使命和任务？本文作者通过新发掘的史料，揭开了上述问题的部分谜底。
日本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时，曾极力推行旨在奴化台湾民众的“皇民化”政策，可以说是人所熟知的历史事实。不过，对于当年台湾总督府在积极推行“皇民化”教育的同时，还处心积虑地将“皇民化臣民”推至“大东亚战场”及“皇军”占领下的东南亚各地，驱使他们负起特殊的使命与任务，扮演协助日本南侵政策，尤其是对华侨政策的重要角色的研究，则还为数不多。本论文即尝试通过新发掘的史料，对此课题进行探讨与分析。
Ⅰ. “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与华侨研究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在南进论者不断的提倡与推动下，逐渐确立了以台湾作为南侵基地的政策。在此国策的指导下，台湾总督府负起了主要的推动任务。初期的任务集中于调查研究的工作：总督府属下设立了许多研究机构，对东南亚资源，包括农业、林业、热带医学、制糖业等进行调查与研究活动。因为台湾位处亚热带，其地理环境、气候与资源都与东南亚有相似之处，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3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的侵华战争遭到中国民众的顽强抗拒，战线无法展开。为了打开这个僵局，日军采取了“以战养战”政策，积极策划将战线伸延到东南亚。与此同时，台湾总督府更高举“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的旗帜，进一步将台湾与日本南侵的政策紧密挂钩（有关台湾成为日本南侵基地过程，参见后藤乾一《台湾与南洋》、《帝国统治与构造》、岩波讲座：近代日本与殖民地，岩波书店，1992）。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台湾总督府对东南亚的调查研究活动也迅速增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对东南亚华侨的研究。
日本重视对东南亚华侨的研究工作主要有下列几个原因：一、将华侨视为日本在东南亚商业活动的对手，要夺取华侨在商品销售网的地盘，从而取代华侨的经济活动，就有必要掌握华侨的现状。二、对于日本侵华行动，华侨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并以实际行动表示抗议，包括抵制日货以及在物资和人力上支持中国等。因此，掌握华侨的实况有助于对抗华侨的抗日活动。三、占领东南亚后，日本一方面镇压和制止华侨的抵抗，另一方面在经济上又必须利用华侨，尤其是在华侨人口比例较大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更是如此。
上述研究的动机也同时决定了日本的华侨研究性质，即：对策目的远远超越学术研究。反映在内容上是：一、对华侨的现状，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力量的深入调查与分析。二、探讨华侨对策。主要围绕着两个论点，即：排斥论与利用论。
为配合战局发展上的需要，1930年代后期日本的华侨研究具有下列几个特征：
1. 过去的华侨研究相比，无论在质与量方面都有很大进展。
根据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于1944年出版的《华侨文献目录》，可以知道1914至1943年之间，日本在台湾的公私机构，主要是台湾总督府属下各研究机关、台湾银行、以及台湾拓植株式会社等所编著与出版的华侨研究书籍共42册，其中1937至1943年出版的就有38册，约占总数的90%。
2. 内容比前广泛与深入。
调查范围深入至东南亚各地华侨团体、各党派侨领的个人档案等详细资料。台湾总督府临时情报部整理的《南洋华侨团体调查》（1939年）、情报部出版的《南洋华侨有力者名簿》（1939年），都属于这一类调查。特别是台湾总督府外务整理的文件《南洋华侨事情》（1938年），不但详细记录了东南亚各地具有影响力的华侨的个性、财产以及对日本的态度，还同时罗列了东南亚各地华侨团体名称、以及私会党各派系的名称与领袖姓名等。这些调查研究与情报的整理，显然是出自日本政府和汪精卫政权拟订相关政策、以及对付华侨领袖和抗日运动等方面的需要。
3. 对策与执行方案更为具体。
在各种华侨论著与方案中，排斥论与利用论仍然并存。这时期的最主要特征是：为了紧密配合时局发展上的迫切需要，华侨问题的调查机关与研究者相继提出更为具体的方案，例如在日本占领中国南部地区后，建议以侨眷牵制华侨；在南京政权成立后，建议利用汪精卫傀儡政权派人通过渗透、颠覆华侨团体等方式，从而达到分化华侨社会的目的等皆是。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台湾人和东南亚大多数华侨都出身于中国南方省份，无论在风俗习惯和语言上的沟通都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加上长期以来，台湾人已在东南亚进行经济活动，与华侨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因此，在“以华制华”的政策中，台湾人被日本当局列为最佳人选。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在台湾进一步加强其文化政策与舆论控制工作。与此同时，台湾总督府也积极推行“皇民化”政策，包括鼓励台湾人改用日本姓名、使用“国语”（日本语）等同化政策。正是在上述政策的推行下，日本当局一面镇压与削弱台湾民众抗日援中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利用部分“皇民化”的“本岛人”，到中国南方沦陷区为日军效劳。此外，也有部分台湾“志愿军”与情报人员随着日本南侵的军靴，向东南亚挺进。
Ⅱ. 日军占领东南亚后
台湾被赋予的特殊使命
1942年日本占领东南亚后，有关利用台湾“本岛人”执行华侨政策的问题在帝国议会中被提出讨论。在回答有关询问时，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斋藤作了以下答复：
“在战争以前的国际关系中，向来存在着许多困难，在台湾岛内以我们为中心，并与内地人和本岛人中的有识之士反复进行研究，以起用有资力，或者在华侨当中博得相当信任的、有名气的本岛人，就是一种希望台湾作为急先锋，活跃在日本前哨战中的这种想法，虽然作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仍然感觉到在实行上有其困难。根据最近局势的转变，这些困难的症结已得到相当程度的松解，说是达到了已经消除的状态也不为过。具体问题方面，目前当地的军部当局，或者外务省当局和台湾总督府之间正在进行协商，有关草案也渐趋具体化。在发动或者是要求能够被利用于这一目的的有资力，而且有智力，或者在人格上可以信任的本岛人的准备工作方面，实在是无法对外公开，可是，我们却是在加紧准备中。”
这项答辩透露了早在日军占领东南亚以前，台湾总督府就已积极讨论与筹划如何驱使台湾人成为南侵急先锋的问题。完稿于1942年2月的《利用本岛人执行华侨工作之具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显然就是总督府为配合战局的需要而提出的“研究成果”。
《方案》是由台湾总督府外事部之嘱托（即特约职员），也是华侨问题调查专家松尾靖负责调查与执笔的。在1942年2月（即新加坡沦陷前后）先以手抄本在内部流传，并于第二年11月印刷成书。
在小册子以手抄本面世时，台湾总督府外事部在其〈凡例〉的前言中，清楚地将《方案》定位为只供内部工作上需要的“执务便览”，而表示不准备印刷发行，可见它最初是属不公开的内部流传的工作手册。1943年11月，该《方案》作为台湾总督府外事部调查第138（经济产业部门第13）小册子正式印刷发行。全书共56页，约有4万字，分为三章，即：一、绪论；二、南方圈和南洋华侨；三、利用本岛人的华侨工作。
在《方案》出版以前，许多“南进论”者也曾建议利用“台湾本岛人”执行日本的华侨对策，但都不如《方案》的具体与详细。因此，《方案》可以说是研究这一课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由于该《方案》长期以来未被发掘与利用，本论文即将着重于对有关内容的介绍与分析，希望有助加深对战前与战争期间日本的东南亚华侨政策的了解和认识。
Ⅲ. “本岛人利用论”的具体方案
正如以上所述，《方案》是在日本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过程中逐渐具体化，并在日军攻陷东南亚各地，并意图永久统治全亚洲的这一时代背景下出版的。因此，《方案》中对于华侨政策的实施细节都作了具体的建议，同时也不掩盖各方案所欲达到的目的。
《方案》首先承认无法抹杀华侨存在的事实，以及华侨长期以来在东南亚所建立的、暂时无法被取代的商业力量，但也不会容忍华侨的任何对抗行为，并认为绝对有必要促使他们采取反省的态度，认识其所面对的国际形势、理解日本“发展南方所具有的重大意义”，进而与日本合作，协助日本的“南方共荣圈”建设。
基于此，《方案》表示，在日本占领东南亚之后，华侨对策的重点必须放在“利导”华侨，促使他们协助日本的“南方经营”工作方面。
鉴于华侨对策的复杂性与长期性，《方案》在绪论中明确提出了加紧利用“真正的支那（原文）研究者与理解者”以执行《方案》的重要性。所谓“真正的支那研究者与理解者”，是指“与华侨出身自同一个祖国、了解华侨的语言、并与他们性格相似的本岛500余万台湾人”。《方案》在欢呼日本帝国统治台湾40年中，不少“本岛人皇民”积极响应“志愿兵制度”，献出帝国最迫切需要的人力资源，进入所谓“岛民皆兵”的“光辉时代”的同时，主张在帝国南方施政的重要部门，即华侨对策工作的第一线上利用“本岛人”，使他们成为（华侨）工作的纽带。
对于台湾与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东南亚政策中的重要性，《方案》指出：
“我台湾作为帝国领土中唯一的热带地区，过去40年间（帝国）在本岛上经营的知识、经验与人力资源方面，都能立即有助于南方共荣圈的建设。在这一点上，是无人能提出异议的。加上对于南方圈的认识与调查研究，都是台湾最有优势之处，应该说（台湾）对于帝国是宝贵的存在。基于此，在中央既定方针的基础上，本岛官民应该齐心树立各种对策，并调整协助的阵势，不使帝国在南方经营上出现任何障碍。这是绝对必要的。”
对于台湾人在华侨对策中的重要性，《方案》强调：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尤以引导华侨的工作，更是台湾所必须负起的天命，也必须是帝国南方政策的关键之所在。
在《方案》第三章，也就是具体提出如何利用“本岛人”充当日本华侨对策的“尖兵”的编章中，《方案》建议由主要的公私团体与商社组成华侨工作的执行机构——协议会，以便统一实施政策。它们包括台湾总督府、台湾军司令部、海军武官府、台湾拓植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华南银行、三井物产支店、三菱商事支店、大阪商船支店、日本邮船支店及其他“本岛人”团体若干（《方案》中未具体列出有关团体名称）。联络工作则由台湾总督府外事部担任。
至于华侨工作的内容，《方案》着重指出：经济问题虽然是重点之所在，但“鉴于其精神在于贯彻帝国的南方政策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议，在工作时应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宣传等政策紧密挂钩，同时应是一个能因应华侨所在地的环境与施策难易度而适当采取措施”。
换句话说，台湾总督府的华侨问题调查机关认为在华侨对策上，经济固然重要，但也不能放松政治、社会与文化宣传等领域的工作。基于这个原则，《方案》在华侨对策的具体项目中，即详细和明确地列出台湾“本岛人”在各领域中所应执行的任务：
一、政治方面：促使“排日华侨”转向。具体方法是派遣“本岛人”情报人员深入到华侨的家庭内部，逐渐指出并矫正他们“错误思想”，诱导他们转至亲日的方向，同时还得侦察他们的起居与动向并作报告。
《方案》表示，促使华侨改变对日感情是半永久性工作。因此，有关工作人员必须在心理上努力赢得他们“对日本的理解和信任”，同时与华侨进行家庭式的亲密往来，将指导精神扩大至深闺之中，才能达到这项工作的目的。
1.在各地南京政府侨务机关中配置“本岛人”：遴选中学程度以上、通晓中国语而意志坚定的“皇民”，令南京政府当地侨务机关任命他们为工作人员，负起与日本方面的机关的联络工作。其目的在于保持和南京政府在华侨对策上的紧密联系。
《方案》同时强调，只有在南京政府中配置“彻底了解日本真意的人员，才能收到更大效果”，而“能察知南京方面内部的空气则在相互联络上更能收到较大效果”。
这一点明确说明了配置“本岛人”于南京傀儡政权机关，目的之一在于监视和侦察它的活动。换句话说，日本当局对于投靠日本的南京傀儡政权也并不完全放心。
2.遴选中学程度以上、通晓中国语或“南方语言”的意志坚定的“皇民”，作为华侨对策的人员分配到各地日本机关，对有势力的华侨及其团体进行怀柔工作，或者成立旨在改组与扩充日本的工作组织的华侨团体等，以从事“利导”华侨的工作。
在这方面，“本岛人”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是对华侨进行怀柔工作，从而切断华侨与英国等反枢轴国之间的联系。同时，由于与华侨出身相同，“本岛人”的工作人员更能在日本机关中指导和操纵华侨。
二、经济工作方面：
1.实施促使“本岛人”资本挤入华侨经营的碾米行业的政策。具体方法是选出在台湾经营碾米业或者有碾米经验的人，分别派遣到泰国、菲律宾、北婆罗、荷属东印度、中南半岛以及缅甸等地区，并在当地日本机关协助下，安插到华侨经营的碾米厂。同时通过参股方式参与经营，以便打破各地华侨对碾米行业的垄断。
《方案》表示，这一方面可借用改革碾米厂的名目，使台湾碾米业经营者挤进南方的碾米行业，改组成为日本和华侨合营的工场，并在经营方法上进行指导。另一方面，可以让由于粮食统制实施而告失业的台湾碾米业者到东南亚发展，给台湾人对日本的统治留下良好的印象，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的策略。
2.派遣台湾红糖业者与技术人员打入法属印度支那的相关行业，执行指导与参股的政策。
《方案》建议以收购现存糖厂与参入资本的方式改良旧有的经营方式，同时，将台湾的制糖机械转移到当地，并通过改良技术提高红糖品质、增加生产。《方案》认为，这政策可以刺激华侨的经济活动，有利于华侨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可以拯救日趋凋零的台湾糖业，有利于日本对台湾的统治。
3.充分利用“本岛人”进行促进与调整华侨贸易，并且指导与扶持华侨商工团体的工作。
《方案》认为，通过在东南亚各大城市设立贸易斡旋所、陈列台湾特产、介绍彼此的贸易等活动，可以达到指导与扶持华侨工商团体的目的：而安插“本岛人”于工商团体中，可以“传达日本的真意与介绍台湾的实际情况”，是指导华侨的最佳方法。
a.利用“本岛人”在各地的日方商工团体与产业部门中担任办事人员、外交员、劳工与督工，专门负责与华侨进行交涉的工作。
《方案》着重指出，如不充分利用华侨几百年来苦心经营而形成的经济力量，日方商工团体或产业商社将无法展开经济活动。为了消除南洋各地华侨对日本经济活动的恐惧与猜疑，最佳快捷方式是安插通晓同一语言的“本岛人”到各地日本工商团体，以担任底层工作人员，从而与华商打交通，并在他们内部活动，促使华侨理解日本“壮伟的东亚共荣圈建设的真髓，并将之体现于各种经济交易上。
三、文化社会工作方面：
1、任用“本岛人”为华侨教育机关指导员。
《方案》认为，教育工作是文化工作的基础，轻视教育工作或者方法上的错误，都可能破坏华侨对策的全盘计划，造成将来的悔恨，因此，必须慎重处理。《方案》提出，要使华侨成为完全的“东亚人”，就必须对他们进行教育。在这方面，“充分使用台湾总督府多年来倾注心胆的本岛人皇民化教育的宝贵经验，并使本岛人担任华侨教育工作的指导员最为有效”。
《方案》着重指出日本语教育的重要性，它认为，在华侨当中推广日本语教育是“传达真相”、使他们“认识真正的日本”的唯一手段，是“华侨对策上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在日本语教育领域中利用“本岛人”，是绝对适当的作法。
2.设立华侨义务教育所，从“本岛人”教师中遴选适合人选担任教师。
《方案》承认，许多人以为华侨都是富豪，但实际上贫苦的劳动阶级居华侨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华侨儿童的文盲率很高。不改变这一现状，则无法期望“贯彻日华的共存共荣”。《方案》强调，“日华共存共荣”固然以“经济协同”为必要条件，但“文化的协同体”也是必不可缺的条件。因此，未受教育华侨的大量存在将难以“对帝国的使命有真正认识与理解”，并将妨碍“大东亚建设的伟业”。所以，培养华侨儿童的“智育与德育”，并由“本岛人”担任教育工作是绝对有必要的。
3. 设立华侨贫困者免费诊疗所，聘请“本岛人”为医生。
4.利用“本岛人”和尚、僧人执行宗教政策。具体方法是：由总督府在台湾组织由日本佛教团体指导的“本岛人”佛教工作队，给予补助金，并派遣到东南亚担任华侨的“精神指导”工作。
四、宣传工作方面：
《方案》对“本岛人”在大众传媒，即报章、广播电台、电影、戏剧各领域所应负起的任务作了以下指示：
1.华文报纸的发行：收买与接管业已停刊的华文报章，并由“本岛人”担任编辑。《方案》认为报纸是“促进人类文化的锐利武器”，该让它负起“统一指导、宣传教化和宣抚报道”的使命，并指出“在南洋各地发行由日本指导的华文报纸，从事对华侨的指导与教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在思想战被视为极其重要的今天，通过报纸开展宣传与教化工作，是非常有效和适当的”。
与此同时，《方案》认为，“本岛人”担任编辑之所以得当与有效，是因为华侨中有阅报能力的知识分子对未受教育的一般华侨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办报经常需要“全面的注意和对华侨动向的严密调查”。
2.由总督府遴选优秀的“本岛人”担任南方广播局对华侨广播的人员。
《方案》强调，广播比报纸更具有大众性质，对于“无智无学”的民众也具有极大影响力。广播工作除了“统一舆论、宣传教化、宣抚报道之外，在大众娱乐方面负有重大使命，在推动合作、融合、亲善等对策上，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对华侨推行文化工作上极有效的手段。而利用与华侨使用相同方言的台湾人担任广播员是最适当的。”
3.在东南亚的华侨电影院放映新闻片，并由“本岛人”担任解说员。《方案》认为，电影是文化政策中把握大众心理的最有力的武器。而通过“本岛人”用方言解说日本电影的情节，将会增加宣传教化效果。
4.组织台湾巡回戏班到东南亚各地巡回演出，进行“教化宣传”工作。
《方案》建议，台湾总督府不仅应负起组织台湾戏班的工作，而且还必须拨出补助金，培养“本岛人”剧作家和优伶，前往南洋华侨聚居之地进行巡回演出。《方案》也认为，从台湾的失业或转业戏剧演员中挑选优秀者予以培养，然后派往南洋各地巡回演出，则不但可对华侨进行“教化”，而且还可救济台湾的失业演员，以达到亲善与和睦的效果。
IV. 小结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早在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初期，日本当局就将它定位为研究与调查东南亚资源和华侨问题的重要据点。1930年后期，随着战局发展的需要与日本南侵计划的具体化，以及南进步伐的加速，台湾更被明确定位为推行“皇民化、工业化和南进基地化”政策的所在地。与此同时，“皇民化”教育下的“本岛人”更被赋予特殊的任务和使命。本文所集中探讨的《利用本岛人执行华侨工作之具体方案》，无疑是当时日本南侵战略下的产物。
至于有关利用“本岛人”的方案，从前述内容中，可以知道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与精心炮制的。对策所要达到的目的可归纳为以下数点：
1.经济方面：对无法在旦夕之间摧毁的华侨经济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在日本控制下的经济体制中利用华侨，另一方面则用台湾“本岛人”打入华侨经济界，以便逐步削弱与取代华侨的经济力量。《方案》尤其重视对东南亚华侨的两大行业——碾米业与制糖业的控制，它希望通过台湾“本岛人”强行参股、收购和技术指导等方式夺取主导权，并最终取代华侨在这两大行业的地位。
2.政治方面：派遣台湾“本岛人”严密侦察和监视华侨的动向。一方面彻底镇压抗日行动，另一方面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促使华侨接受日本的统治。
3.文化方面：着重推行文化政策。借助教育、宗教、大众传媒与娱乐潜移默化的力量，以改变华侨的思想意识，将他们塑造成“真正的东亚人”。换句话说，是重视有效使用文化政策中的利器，如1.日本语教育和日本文化的灌输，用以奴化华侨；2.宗教：用于指导华侨的精神生活；3.报纸：达到控制舆论、制造舆论的目的。4.通俗娱乐：用于软化民众的反抗情绪。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皇民化臣民”，即台湾“本岛人”在各领域的紧密配合。
总而言之，《方案》既是台湾总督府在台湾长期统治的一项经验总结，也是大日本帝国在“南方圈”利用台湾“本岛人”协助推行其华侨政策的蓝图与“便览”（工作手册）。《方案》津津乐道已成功制造了一批“皇民化教育”下的“优良产品”，即“意志坚定的皇民”。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本岛人’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在“以华制华”政策中扮演积极角色，打入华侨社会各个阶层与领域中现身说法，传播日本文化、日本精神以及“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从而在华侨社会中复制另一批“优良产品”。
但是，对于这些“优良产品”能否彻底为日本效劳，台湾总督府仍然有所顾虑。《方案》即指出，卢沟桥事变后，台湾人之间出现了“在思想上还原至汉民族”的现象，并缺乏“作为日本人的自重”，而导致日本华侨政策屡次失败。《方案》认为问题在于不少台湾人仍然未被彻底奴化，即所谓他们“正处于接受锻炼成为皇民的阶段，在思想上是尚未完成的”。基于此，《方案》建议在利用他们的同时，仍不能放松对他们的监视。即：
“在实际工作当中，经常严密警戒和不断指导当然是有必要的，而且也绝对有必要挑选本岛人所最擅长与最见成效的部分，使他们成为（这些部分）的工作人员。”
至于《方案》中所列举的“本岛人”在各个领域中所被赋予的“任务”，是否有效地执行？其成果又是如何？有关这些课题，将另文予以探讨。
编按：由于篇幅关系，本论文附表与注解皆予省略。
关 于 作 者
作者为新加坡历史学者。日本津田塾大学教授（1989—2001）、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曾任职于新加坡文化部档案局口述历史组，负责《日本占领下的新加坡》项目；电视剧《雾锁南洋》历史顾问。主要著作包括《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编修）、《近现代史中的日本与东南亚》（合著）（日文）、《华侨问题深层研究》（合著）（日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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