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下午1点18分，随着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临时执行主席的一锤定音，中国第三十项世界遗产由此诞生——位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吉林省副省长李锦斌笑容满面步出会场，辽宁省副省长滕卫平欣喜万分：“我们要联合吉林省大力发展世界遗产旅游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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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罗哲文，委员谢凝高、谢辰生，作为参加本次会议的特别观察员，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冷静地指出，“申遗”背后有隐忧。

　　急于贴现，“申遗”步入歧途

　　1985年，侯仁之、阳涵熙、罗哲文和郑孝燮四位专家共同起草申报文本，中国成为世界遗产的缔约国。十几年来，随着世界遗产品牌的商业价值不断突现，申遗热潮席卷全国。

　　郑孝燮指出，在形形色色的“申遗”动机中，只有一部分是抱着保护的态度，多数只是看到了申遗成功之后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走上了歧途。

　　谢辰生说，“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蕴含着众多历史信息，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遗产，消失了就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为了提升地方知名度，有利于招商引资，这样的申遗动机往往是不可靠的。‘申遗’成功，在客观上有可能起到带动经济的作用，如平遥古城，以前一年收入不过18万，‘申遗’成功后，每年的门票收入就达500万。但很多时候‘申遗’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急于‘贴现’的地方政府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一旦达不到目的，申遗的热情马上会从沸点降到冰点。”

　　开发过度，遗产当作摇钱树

　　对世界遗产价值认识的不到位，导致我们今天还没有对世界遗产的性质做出清晰的界定。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说，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就是保护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传世性的，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国家将世界遗产的性质界定成旅游资源。将遗产保护地变成经济开发区，这必然造成文化遗产的破坏性开发。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设施泛滥，受到联合国专家的严肃批评，结果为了恢复自然面貌，又要花很大代价去拆除。武当山的遇真宫被一把大火烧了，这些都是世界遗产被过度商业开发的一个缩影。看到泰山上的索道，就像看到亲人额头上被砍掉一块，非常让人难受。”

　　谢辰生说，保护和发展本来没有矛盾，之所以产生矛盾，就是没有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保护永远是发展的前提”。

　　国家文物保护法第25条明确规定，严禁将文化遗产作为产业经营，但目前存在大量的经营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谢辰生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

　　罗哲文也认为开发与保护本来就不该产生矛盾，“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城市的一笔宝贵财富。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通过开发旅游和相关产业，使资源转化为财富，完全可以达到保护和开发相协调的效果。国外有很多旅游宾馆都建在老宅里、老街上，我们的四合院也可以做成特色旅馆，合理用起来，也就没人拆了。在平遥古城有大量古宅改成的宾馆，比星级酒店还受欢迎。只要圈出保护范围，定下建筑的高度、色彩、形式，开发和保护都按照规则来，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

　　谢辰生痛心地指出，国内的世界遗产保护，除了敦煌做得比较好以外，“其他有相当数量的世界遗产存在着开发过度的问题”。遗产地政府和管理机构把世界遗产当成了“摇钱树”，不惜以牺牲和破坏世界遗产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曾经问过埃及文物局官员一个让他们觉得十分幼稚的问题——为什么由文物局直接统管本国的世界遗产。对方的解释是，地方官员不可能有这样的全局意识，他只可能局限在自己狭小的利益圈子里，考虑自己的一方子民，这样做不利于文物保护工作。“埃及文物局竟然拥有佩枪的警察。”郭旃说这在国内是想都不敢想的。

　　钱没用在刀刃上

　　“把岱顶建成热闹非凡的天上城市”、“把风景的泰山改造成经济的泰山”、“把峨眉山打造成中国第一山”，豪言壮语的背后，是一刀刀献给文化遗产的致命伤。

　　泰山顶真的变成了一个小城市，武陵源里也有了商业街，黄山更是成了一个拥有大量宾馆、饭店、职工宿舍、索道、水库等“人居工程”的景区，比较20年前制定的黄山景区总体规划，旅游床位和服务人员各增加了70%和400%；高档宾馆的标准间数、总建筑面积以及山上水库库容更是分别增加了13倍、7倍和100倍……

　　商业化、城镇化、人工化让世界文化遗产妖娆得像个抹着红脸蛋的村姑——乡气实足，却无半点本真。难怪外国专家考察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说，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厕所建设专家(爱给景观套上件漂亮的白瓷砖衣服)？

　　谢辰生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龙门石刻。花很多钱修建人造龙宫，成了当地的政绩工程。要申报了，人家考察团一看，非拆不可。一建一拆，耗资上亿。“舍得花钱造假古董，不舍得花钱保护真文物”。

　　山东省曾在齐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一道新的长城，则被谢辰生斥为“造了假古董，毁了真文物”，“我们下去调查，居然没有人敢说，根本不肯领我们去看新修的长城，还是当地老百姓悄悄告诉我们的。这种情况在全国还不止一处。”这位被称为中国文物保护“最大的保守派”的老人，一直在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水洗“三孔”的文物毁坏事件就是由他“捅”出来的。如今，他又盯上了山东的“人造长城”。

　　超载开发、错位开发；重申报、轻保护……四位专家说，“申遗热”背后暴露出来的还是人的问题。

　　据称，中国五大石窟之一的大足石刻博物馆属大足县管理，100多个管理人员中仅有11名专业人员，1名副研究员。而世界遗产的管理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就地、非专业地任命，甚至是由旅游部门或企业或私人等代为行使管理权。

　　谢辰生深恶痛绝地说，陕西省首开改变秦始皇陵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交由旅游企业经营的先河，流毒全国。这种遗产的高品位与遗产管理者的低素质之间的鲜明反差，深深影响了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遗产保护管理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一度让人以为问题出在了资金上。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谢凝高说，“现在景区的门票收入很高，动辄上千万上亿，用这些钱来保护文物绰绰有余。关键是大家都把世界遗产当‘唐僧肉’，谁都想要分一口。”

　　谢辰生说得更直白，“我一直认为文物保护不是资金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是有钱的，北京恢复永定门用了18个亿，说没钱是假的，钱没用到刀刃上是真的。”

　　鉴于目前国内世界遗产管理条块分割、很难统一的现状，谢凝高多次呼吁由国家把世界遗产集中管起来，成立国家遗产局，总管各种世界遗产。

　　“世界上很多国家遗产保护基本上是政府主导。这种管理体制职能集中，责任明确。同时，能够有效避免来自地方和其他方面不利于遗产保护的干扰因素。”

　　专家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郭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在国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世界遗产还很困难，基本上不太现实。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申报项目经过专家审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郭旃还透露，国家正在准备出台一部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法律，谢凝高一直呼吁的“保护性法规应该在开发性法规之前制定”总算快有结果了。而谢辰生则意味深长地说，越是市场经济，越要加强管理，我们要警惕“伪市场经济的陷阱”。

　　年近90高龄的郑孝燮一言以蔽之，“光有有识之士还不行，还得有有识之官。”撰稿／陈 冰(记者)

　　上海“申遗”：外滩当是首选

　　上海还没有一处世界遗产。专家意见认为，上海如果申遗，备选项目可有外滩、石库门建筑以及朱家角等江南古镇“联合打包”。其中，最有希望的当数中外闻名的外滩。 [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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